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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部分（第1页）

战争财，1937年，四大财阀拥有日本重工业的15％，十大财阀拥有25％，而到了194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改写为32％和49％。他们同皇室与军部结成了强有力的联盟。他们的罪行不断地出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指出：能否通过近卫文磨为发动战争而推行的国家总动员法，“取决于企业家的意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全国动员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他们的名字在《判决书》中被用“企业家”、“银行家”这样一些空洞的称谓掩盖了，也没有一个财阀被送上被告席。

这归功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根源在于以苏美为两极的“冷战”愈演愈烈。美国要把日本变成它的前线堡垒。但战败使日本成为一个已遭毁坏的国家。它的巨额投资都已丧失，房屋、城市和工厂均遭破坏，贸易商船无几。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胶和盐等工业资源枯竭。农田荒芜，粮食和日用品奇缺。《纽约时报》记者帕罗特写道：“如果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出现剧烈的革命以图抛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无利可图的联系，转而向新的左翼主义求援，依赖亚洲国家的资源，而后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业力量。”

美国要依靠财阀来重新武装日本，而且，美国人要用来祭刀的本来就限于那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不宣而战的人。

根据麦克阿瑟的授意，季南把盟军总部拘留的甲级战争嫌疑犯由A至H分为8个组，每组都配备一名美国法官负责组织调查侦讯。D组由霍威茨与霍克斯赫斯特负责，侦查的对象是池田成彬等l2名财阀，后来又加上满洲的财阀星野直树等人，增至16人。侦查结束后，除了一个倒霉的星野直树，其他的都被一古脑地放掉了。

侦查开始前，季南向他俩暗示：只有直接参与战争谋划、犯有“破坏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两人心领神会。就是说财阀成员大力推动飞机大炮的生产，帮助政府达到战争目的，获取高额利润，这还够不上当战犯的资格，还不能构成“破坏和平罪”。

于是他们向季南“负责”了。经过一通“偷工减料的侦查”，他们向季南提出一份报告。在执委会上汇报的时候，他们埋怨时间太紧，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财阀们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只调查那些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实业家。可是，能掌握的关于嫌疑犯的情报都是些能写入名人辞典的溢美之词，而这些嫌疑犯的知识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64岁了，且在俄亥俄州当过40年的律师，可是，我不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关于财阀方面的知识，心里虚而困惑，手无王牌而软。所以，唉，只有瞪着两眼干着急。

他们差点没把自己说成是个空啤酒桶，可怜兮兮地让人*着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胸有成竹地拿出结论。

他们说，眼下不要把鲇川义介、古野伊之助、乡古沽、大河内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岛知久平几个人当作被告，因为这些人都说自己反对战争。就拿前《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吧，他说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斗志昂扬”鼓舞日军的报道，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为之，否则他的报纸将得不到纸张；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他说他曾向东条英机和星野直树书记官长提出过抗议，反对他们错误的新闻政策，反对他们向国民说谎。当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托了一下金丝边眼镜，环顾一下众人的反映，接着说下去。当然，《读卖新闻》的铃木东民总编辑有相反的意见，他强调说正力是一位极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曾经积极地与好战分子进行合作，但是前社长却说正义曾反对日美战争。于是，我们宁可相信其本人的话。

至于其他的人，中岛说自己反对军部及其侵华的政策；池田和藤原虽然有成为被告的可能性，但两人已年迈，又染病在身。尽管检察方面的协助者田中隆吉说池田给极右分子提供过资金，但另一个人却说池田由于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主张，反对对美开战，军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谋害他。还有人报密，说池田和津田曾当过为建立日本和满洲新秩序而设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顾问，但在讯问中他们矢口否认。

就这样，大财阀们被一个一个地从嫌疑犯的人堆子里扒拉出去，最后孤零零地剩下一个星野直树。

听了两人的汇报，季南满意地点点头。“是呀，我本打算选择一名代表财阀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人最好与新旧财阀都有关系。可是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这个打算只好放弃了。”这大概是吸取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大军火商克虏伯两个大财阀被送上了被告席，后来在众目之下搭救他们，招惹了太多的麻烦。

季南甚至想出一个猫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坏和平罪‘予以起诉的证据不充分，而长期拘禁不予起诉是非法的。“财阀遂被悉数释放回家。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苏俄等国检察官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指责。面对记者，季南与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季南正颜厉色地说：“我们既没有收到著名经济界人士同发动战争者共同谋划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这些证据，这一点与德国完全不同。在德国，希特勒骑在马上的时候，企业家扶着马蹬。在日本，银行家和经济界要人即使扶着马蹬，那也是被枪口逼着干的。”

霍威茨则以平静的口吻说：“从日本的许多情况来判断，只要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有罪，那么，控告实业家就非属上策。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受到了无罪判决，那么，日本的实业界和实业家的战争责任就将被全盘否定。”

当然，这些大财阀们在麦克阿瑟那里是得到了庇护，但是不代表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安然无恙。这些大财阀在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工厂几乎被刘建业全部以各种名义列为从其他国家掠夺财产的名义没收，直搞得这些大财阀叫苦连天。就连日本皇室在日本古都奈良那里保存日本奈良时代皇室遗物的正仓院和在京都的国分院里日本皇室上千年积存的各种文物遗存，也被中国占领军以属于掠夺物品的名义全部没收，装上海军军舰送回国内。这其中包括日本皇室从大唐皇室得到的王羲之真迹，大唐历代皇帝赏赐日本的诏书和被日本人奉为日本刀母版的正仓院镇院之宝——两柄中国大唐时期流传到的横刀。

现在人说起来好像日本刀很了不得，中国刀的名声似乎比日本刀要差得多。但是，严格的追究起来，日本刀不过是中国刀的一种改版。

横刀，最初传到日本的唐刀，其刀形是直形的刀，发展到后来逐渐被日本人变为了带着弧度的弯曲着的刀形，而现在的日本刀其刀形在刀身上是带着弧度的弯曲着的刀形。

横刀，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唐大刀”。横刀，为双手刀，是在汉朝的“环首刀”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研制的，去掉了在汉朝常见的刀柄尾部的环，并延长了短柄改为可以双手使用的长柄，使其变为可以双手使用的窄刃厚脊的长直刀，基本形状和现在的“日本刀”很象，但唐朝横刀的刀身及刀锋基本上都是直的，不象现在的常见的“日本刀”是带着弧度的弯曲着的，唐朝横刀的形状为直刀形状。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刀”的形状总体上就是完全抄袭中国的唐朝的“横刀”样式，虽然这对于喜欢标榜“日本刀”攻击力的日本人来说是种难堪，但是这的确就是真实的历史。横刀的锻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极为先进的，锻造出来的刀锋锐无比，而且步骑两用，制造横刀的技术后来被日本学去，成就了日本刀后世的声名。

其实日本刀的制法，如夹钢和包钢，切刃造和高造，用烧土来淬刃和造刃文，反复锻打……都是中国发明而流传到日本的。

中国剑历来讲究平直端正，从战国铜剑到汉代铁剑，一直到今日的各类宝剑，无一不是端正平直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不但人要行止端正，连剑也要端端正正，非但剑要端正，剑法也要端正。一些名门正派的剑法，起手式都堂堂正正，包含了谦逊、礼让、恭敬的意思，这符合中国人先礼后兵的传统美德。

秉承一贯的正直3格，汉唐时期的刀也是端正平直的。从汉环首刀到唐刀，都是刀身挺直，入鞘则朴实无华，出鞘则锋芒毕露。汉剑唐刀可以说非常准确的代表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温良谦恭让和外圆内方的3格。中国的侠客文化与中国刀剑文化一脉相承，也是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李白的《侠客行》这样吟诵：“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剑不出鞘的时候并不是杀人的武器，而且普通的非常不起眼，甚至可以深藏身与名，但是剑一旦出鞘，则杀气暴涨，十步杀一人，丝毫也不含糊。真正的武学高手并不张扬，而张扬的往往不是真正的高手，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

自唐以降，中国经历了五胡闹中华，宋代开始，中国刀剑文化中逐渐融入了胡人的东西，弯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唐刀这种深藏儒家文化内涵的直刀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从唐刀发展而来的日本刀，可以说是后世弯刀中的佼佼者。但是，日本刀也将儒家文化的含蓄内敛抛的干干净净。日本刀的形态嚣张跋扈，如果按照中原文化来说，完全走的是邪魔歪道的路子。日本刀与日本刀法都是走捷径的思路，追求简练实用，最高境界是一击必杀。这种片面追求实用的刀与刀法，在中国人的传统武学观念里面是不光彩的。当然，这种追求出刀快、抢先出手的“不光彩”刀法，在第一次与中国剑客交锋的时候，往往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可是，当中国人了解了这种刀法的特点，它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与日本刀交过锋的明代戚家军以及近代二十九军，开始时都不太适应日本人这种刀法，一旦适应了，日本刀和刀法就占不到一点便宜。毕竟邪不侵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日本刀法所代表的那种一剑飘血的所谓美感，与中华武学的博大精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流派而已。中国古刀剑所包容的不仅仅是武学流派，还有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及做人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