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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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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咸阳里，听说韩非要来的秦始皇，竟然一反常态地有点迫不及待。

因为早在此前，著名思想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先生的大作就摆在了他的案头。嬴政读到他写的《孤愤》、《五蠹》、《说难》等雄文后，顿时有种万古江河水，在我手中流的感觉。说地太深刻，太入理了，君与我有戚戚焉！“唉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死而无憾！”一个以开疆扩土、争战屠伐为能事的人，竟然如此喜爱文字，并因文字心仪起它的作者，那文字中必然有深深契合他内心精神世界的某种力量。

不错。韩非的学术思想核心是法，但他的法是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之后，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三合一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但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缺点还在于“未尽”，没有搞透彻。“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他重新梳理并理顺了术、法的内容及二者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要求君主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的御人方面有了突飞猛进。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以刑止刑”的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以阴威酷冷、残暴无情构成全部人格的嬴政，为什么重用在刑名之学有独到专攻的李斯，为什么热衷于焚书坑诸生？原因全在这里，所以，读到韩非的论述，自然是于心大欢，相见恨晚。

双重人格（5）

但，就是秦始皇一声无意的赞叹，却让李斯同志心里起了涟漪。“既生斯，何生非？”他不能把这句话周公瑾一样，搞成自己人生绝唱时的无奈朗诵。虽然那是自己同学，也许正因为他是同学。

果然，嬴政同志一见我们的思想家就甚为欢悦，韩非同志也有些陡遇明主的兴奋，一番慷慨陈词中甚至要献计来灭包括韩在内的六国了。作为同学，李斯比别人更清楚韩非的才具。韩非同学似乎有着严重的口吃，不适合参加大学生辩论赛，但他的思想和著书则远非同时代人能比。鲁迅说秦之文章唯斯一人，李斯本人会脸红的，因为有韩非在。

这样一个韩非，秦王一旦启用，我的未来在哪里？即将到手的相位将归于何处？李斯认真地想。

在互不相干两个单位工作的同学，能长久乃至终身保持着同学之谊，而一放到一起，因种种利益牵扯、竞争纠葛，反使同学之间比别人多了一份敌视与挤兑。

怀着深刻嫉妒之心的李斯进言了：“韩非，韩国的公子，说到底，他终究会向着韩国而不会忠心为秦，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你不任用他，再把他放回去，这是养痈成患，不如依法干掉他。”

老李这番话说得急了些，很不高明。不光慌不择路，人在急的时候语言也容易走形。他忘了5年前，秦下逐客令时的原因就是这个“人之常情”，若以人之常情论，老李你心里难道是为着楚？而且，欲杀死一个人还要依法，这法本身看来就太过蒙事，太成问题。

说什么都没用了。绝望中的韩非，还是温开水送下老同学送来的毒药。据说秦始皇后来后悔了，但晚矣，先前竖着的韩非同志此时已变成躺倒的死尸。？司马光先生在《资治通鉴》里对此下的评语是，“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暗合了《战国策》的说法，有点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意思。司马迁老先生悲叹，韩非写下《说难》，而最后竟然死于自己《说难》中的祸害。他对韩非同志的死是痛心的，而且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韩非的学说，援引法度，切合事理，明辨是非，但这种学说发展到极端，便导致用法苛刻，缺少恩德。

而让人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老师。作为一代大儒，荀况怎么会培养出两个注重刑名、强调苛法的弟子？李斯为什么那么仇恨儒家？乃至后世之人因这两个学生，而对荀子本人屡有非议？

这可以从老师荀卿身上找原因。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他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得以提升。因而，他之于儒学，近似与李贽对王阳*学的发展与改造。他的学术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这也是他教出两位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同学的根本原因。

李斯的全部理论导于一源，都来自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便民众畏威而归服。所以，不管李斯还是韩非，都已经从儒家走出很远，甚至走到了批评着的一面。他们都严厉指责儒家用文辞扰乱法度，而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而这些不光影响了秦始皇，还深深地契合了他。

焚书或坑诸生，在这里都找到了最初的思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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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血绝想（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每当崔健这首凛冽、嘶唳的《假行僧》歌声响起时，就会从音乐背后浮现出一个前呼后拥、冠盖如仪下神色肃严又极端嚣张的人。

不用问，他就是秦始皇。

四海一统，天下姓赢。挥师疆场的英武，运筹帷幄的深算，横扫六国的豪情，此时都已化为睥睨天下的骄纵，与享受顶礼膜拜的淡然。那就极尽能事来挥霍这得之不易的一切。？他像一个暴赢的赌徒，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钱忽然有点不知道怎样花出去的迷惑和兴奋，他带着畸形的挥霍心理来操纵这个庞大的帝国。但总体说来，秦朝至此还是一幕正剧的模样，威武雄壮，气吞万里。但任何正剧一旦走到了高潮之巅，场下掌声雷动，场上达乎忘我，就糟糕了，因为得意忘形的演员很可能要即兴穿插噱头式的自我卖弄，这种卖弄更多地是脱离了艺术的框范而走向胡闹。

就连胡闹，秦始皇都是一等一的超一流闹家，是让人惊诧的大手笔——

发70万人，大治阿房等宫，关中300所，关外400所。宫殿之间联通空中走廊，以方便他不为人知而随心所欲地下榻某处；

迁徒无数，大修驰道，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构织起高标准交通网；

西起临洮，东起辽东，在群山广岭之上，绵延万里高筑长城。

自己也别闲着，翠辇车仗，金冠铁甲，浩浩荡荡出巡！

咸阳太小了，安顿不下来他的眼神。停止征战的世界太枯燥了，他没有排遣的更好娱乐项目。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走着！只有一遍遍地从咸阳走出去，置身在北疆的牧场上，东海的碣石旁，他才能感觉到一种君临天下的病态精神抚慰。他平静心理的惟一方式，就是在路上。

他终于也死在了路上。

公元前210年7月，又一次南巡北还的路上，50岁的嬴政死于沙丘。沙丘很奇怪，似乎很喜欢为一代叱吒风云的君王，来打下最后一个带有巨大嘲讽意义的句点。而嘲讽的施与方，恰恰就是他的儿子，赵武灵王就曾掏着鸟窝被其子活活饿死在这里。

走到这里的嬴政，已病入膏肓，他多年的入海求仙梦，改名“真人”的万寿无疆理想，此时都抗拒不过达尔文所说的一种力量。弥留之际，面对李斯、赵高和胡亥，他让办公厅主任赵高写信给远在北方监军的公子扶苏，叫他把兵权交给大将蒙恬后，立刻到咸阳参与丧事并进行安葬。意思很明了，要将承祚的大任托付给公子扶苏。信已封好，就攥在赵高手里，可还没有交给信使，秦始皇便实在坚持不住，一命呜呼了。

有必要交待一下此次出行的几个重要陪同人员。丞相李斯同志，中车府令兼掌管符玺事务的办公厅主任赵高公公，还有就是极受皇帝宠爱的小儿子胡亥。这个出行阵容很有问题，错就错在不该带着儿子来，尤其不可带着胡亥，那倒不关携家属公款旅游的违纪问题。要带就多带几个，反正儿子一大群，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单独带着胡亥出来也不要紧，千万不能再带上胡亥的老师赵高，再退一步，由于一时糊涂将不该带的都带上了，那你千万记住，自己一定不能死，得把命带回去。

唯独死，他管不了。

皇帝在外面暴薨，朝内随时都会有人篡权作乱，这条理由很充分。于是，封锁住极少数几个近侍的嘴巴，赵高和李斯密不发丧，一切照旧，他们联袂执导了一出大戏。道具是“轀辌车”。秦始皇就直挺挺地躺在这种既方便通风，又使得外面人窥视不到里面的车里，由坐在车里的宦官，假托皇帝来批复各地传来的奏章，回答百官的请示与报告，太监宫娥仍一如既往进献着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三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