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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物（第1页）

K原始人的文化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水牛不仅为住在平原上的古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也对他们的建筑、服饰、宗教、语言、艺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化的基础已经脱离了野生生物，但文化与野生生物之间仍然有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文化的自然根源的价值。

没有人能够对文化进行量化，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我想说的是，凡是理性思考过的人都会认同，在我们与野生生物接触的过程中，那些活动和经验能让我们找到文化的价值。我姑且大胆地将这些价值分成三类。

大自然的文化价值

第二类，当某种经验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对于土壤—植物—动物这个食物链的依赖，或者让我们认识到生物群系每一个微小组织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太多的精密器械和媒介，反而让人们无从理解人与土地的关系，使得人们渐渐淡忘了土地。我们只知道工业养活了我们，却忘记了是什么在养活工业。以前，教育鼓励人们接近土地，而不是让我们远离土地。曾经有一首童谣，说一个人带回家一张兔皮，用它当作包裹婴儿的睡袋。听到这首童谣，人们就会想起曾经依靠打猎为生的岁月。

第三，当某种经验能够涉及“狩猎道德”的限制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捕猎工具的发展比人类的发展要快得多，“狩猎道德”便是主动控制这些工具的使用，目的使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重视技术的作用，轻视工具的作用。

“狩猎道德”有一些特殊之处。大多数时候，猎人在打猎时，既不会有人为他的行为喝彩，也不会有人对他的行为提出指责。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只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面对旁观者。我们很难夸大它的重要性。

主动遵守“狩猎道德”可以提升猎人的自尊，而随意违反“狩猎道德”则会让猎人堕落，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比如，在所有的狩猎规则中，你都能找到关于“不要无谓浪费”的条文。但事实上，威斯康星州的猎人在捕猎到两头合法的公鹿的过程中，总会顺手杀死一头母鹿和小鹿，并将它们的尸体扔在森林中。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猎人在捕猎到心满意足的猎物之前，会随意射杀其他的鹿。杀死那些不该杀的猎物后，他们对此却一点儿都不关心。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价值，而且可能使猎人在其他领域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

因此，“拓荒精神”以及人与土地关系的经验，要么显得没有价值，要么显得非常有价值。可是伦理道德经验，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似乎还有负面价值。

我们大体确定了可以从自然根源获取的三种文化养分，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也从中得到了给养。提炼价值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吸收养分并且茁壮成长。可是就目前来看，野外休闲娱乐形式能否为我们的文化提供足够的养料？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个观念，“轻便”和“百发百中”，这也成了野外拓荒运动的精髓。拓荒者必须一切从简。由于资金、运输工具以及武器等方面的匮乏，他们必须尽力让每一颗子弹都命中目标。我们应该明白，最初的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两种观念，这是环境所迫。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这两种观念演变成了野外活动的行为规范，成为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美国典型的坚强、自力更生、丰富的森林知识和精准的枪法等传统也是建立在这两个观念之上的。这些观念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但并非是抽象的。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野外运动家”，这并非是因为他家中墙上的各种战利品，而是因为他用浅显的语言为大家清晰地讲述了那种无形的美国传统。如果想要对这种传统做更准确的了解，可以查看爱德华·怀特的早期作品。总而言之，这些人依靠对于文化价值的理解，在创造一种文化价值的成长方式的过程中，使文化价值得到扩大。

随后，制造精密器械的人出现了，也就是所谓的经营野外运动商品的商人。他们拥有不计其数的新奇设计，为美国野外活动的爱好者提供了诸多装备。原本这些设计只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美国传统的辅助，可现在它们却取代了传统的地位。脖子上，皮带间，随处可见器械；货运卡车和拖车里，也都装满了这些东西。所有的野外装备都在朝着更加轻便、优良的方向发展，可是所有的装备集合在一起，便成了一项惊人的负担。器械交易总和惊人的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人们非常认真地将这个总和称为“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如果说这真的是经济价值，那么文化价值又在哪里呢？

精密器械与狩猎的文化价值

我们不妨找一个实例，比如猎鸭者。一个猎鸭者坐在钢制渔船上，藏在一只人造媒鸟的后面。发动机砰砰地响着，他毫不费力就来到了目的地。如果当时的天气寒冷，那么他会随身携带罐装的化学燃料取暖。他拿着现代工业发明的鸣叫器，让它用一种很有诱惑力的声音对着飞过的鸭群说话。这种声音是他从唱片上得到的。虽然他的模仿很糟糕，但还是有鸭群飞了过来。在它们在天空中旋转第二圈之前，他必须开枪，因为沼泽中还有许多其他虎视眈眈的猎人。当鸭群飞到他的射程中，他的枪响了。经销商告诉他，他的“超级Z号”的子弹射程非常远。鸭群被惊得四散飞逃，几只受伤的鸭子掉落下来，死掉了。在狩猎中，猎人获得了何种文化价值？还是说他只是在为鼬提供食物？猎人在鸭群飞到射程内开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捕猎方式吗？目前，所有的猎人都是这么做，所有的公共猎场和狩猎俱乐部也都是这样做的。传统呢？“轻便”和“百发百中”的理念哪里去了？

想为此做出解答并不容易。提倡传统的罗斯福对于现代的来复枪并不反感；怀特也很喜欢使用铝锅、帐篷和脱水食物。但他们在使用器械辅助物时很适度，并没有成为机械的奴隶。

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是适度，也无法分清正当和不正当使用器械的区别。可是，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发现，器械的起源和它们对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些自制的狩猎工作或野外生活工具可以加强人与土地的联系，而不是破坏这联系；用自制的假绳鱼钩捕捉到鳟鱼的人，除了鳟鱼，他还有另外一种收获。我也时常使用一些小器械，但这样做必须有个限度，否则就会破坏野外活动的文化价值。

不过，也有野外活动并未堕落到猎鸭那种地步。仍然有人在捍卫美国传统，比如射箭运动和猎鹰训练术的重新出现便是一个例证。然而机械化的大趋势却未曾改变，而文化价值依然在不断萎缩，“拓荒精神”和伦理道德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我想，美国的野外活动者非常迷茫，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大型、更优良的器械推进了工业发展，为什么不能推动野外运动的发展呢？他们还没有明白，野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行为，其蕴含的价值是一种对比价值，机械化的过度扩张毁坏了森林或沼泽，也毁坏了这些对比。

没有人告诉猎人，他们做错了什么。与野外运动有关的报纸杂志已经成为野外活动用品经销商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野外运动本身。野外动物管理者只忙着为人们提供射击用的动物，却不关心射击的文化。因为从赞诺芬到罗斯福，在所有人看来，都觉得野外运动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受到破坏。

在不使用枪支的户外乡野的情趣活动中，机械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现代文明的产物双筒望远镜、摄影机和铝制的鸟脚环等，并没有伤害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假如不是船用马达和铝制独木舟的出现，钓鱼的机械化程度会远远低于狩猎。而且，运输工具的机械化不断侵蚀，给人们留下的徒步旅行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边缘偏僻的林区，人们用猎犬捕猎狐狸，这也许是机械局部入侵但没有破坏文化的典型事例。使用猎犬捕猎是最纯粹的狩猎方式之一，是“拓荒精神”的一种体现，是人与土地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而猎人故意不使用枪支，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克制。可是现在呢？我们却开着福特车追赶狐狸！狩猎的号角声和汽车的喇叭声混杂在一起！可是我想，没有人会发明一只机械猎犬，没有人会在猎犬的鼻子上安装猎枪，也没有人利用现代机械训练猎犬。在狗的利用方面，机械制造商已经没有更高明的智慧了。

当然，野外运动的所有弊端不能全部归罪于机械辅助物。经销商在刊登广告时总会发挥创意，但创意并没有实物那么可靠，尽管两者可能都没有什么用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为别人提供指引的专栏。哪里才是打猎钓鱼的好去处的知识，完全属于个人财产。它和钓鱼竿、猎狗或猎枪一样，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出借或赠送，可是在娱乐专栏中公开出售它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将它们变成免费的“大众服务”，告诉所有的人，则与上面两种情况也不相同。甚至连“自然资源保护”部分也在这样做，告诉人们哪里能钓到鱼，哪里有鸭子在觅食。这些组织化的混乱，将野外活动中的个人元素非个人化。我不知道正当做法与不正当做法的区别在哪里，但在我看来，为别人推荐活动去处这种服务，已经不在正当做法的范畴之内。

如果那些地方真的是狩猎和钓鱼的好去处，那么为别人推荐好去处的服务只要能符合预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就可以了。但假如那些去处不尽如人意，那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商人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其中之一便是钓鱼摸彩。他们在几条鱼身上拴上标签，凡是钓到有中奖号码的鱼，就能领取相应的奖励。这种结合了科学技巧和赌博的做法，肯定会为许多鱼类濒临灭绝的湖泊重新引来钓鱼的客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度垂钓的情况。只有当地的渔业商人才会因此乐得不可开交。

如果在专业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看来，这些事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肯定没有忠于职守。生产器械的人和销售员同属一个公司，在利益面前都是一丘之貉。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尝试在野外饲养动物，通过改变动物的生存环境，从而将狩猎活动从追逐探索的过程变成坐享其成。假如这种转变真的发生，那么文化价值会发生何种改变呢？我们必须承认，在荒野探索的情趣和自由自在的捕猎之间有某种历史联系。布恩连农作物的收获都等不及，更别说动物了。传统猎人对于“收获”的观念的反叛，就是拓荒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坐享其成的行为违背了拓荒精神中“自由狩猎”的原则，所以无法得到传统猎人的认同。

至少在我看来，机械化破坏了拓荒精神，而且没有在文化价值上为这种精神提供替代。野生动物的“收获”却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即“野地管理”。对我来说，替代品和原物的价值相同。为了收获野生动物而取得的管理土地的经验，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耕作一样，具有相同的价值。野地管理让人们重新关注人与土地，而且还关系到道德的约束。在不控制掠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野地管理，在道德节制上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这种“收获”破坏了拓荒精神，但它鼓励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说，我们把野外活动看作蓬勃发展的机械化过程和完全静止的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文化价值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可是，为什么我们对于野外活动的观念不能蓬勃发展呢？也许，要拯救文化价值，必须主动出击。在我看来，我个人的这种时机已经成熟，野外运动者可以为自己选择未来。

比如说，以往十年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野外休闲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使用器械，但不会伤害到野生动植物，更没有成为机械的奴隶。而且它突破了地域限制，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能容纳的人数。这种活动没有捕猎量的限制，也没有禁猎的季节，而且不需要看守者。不过它需要老师，需要一种新的森林知识，其中要包括最高的文化价值。这项运动便是野生动植物研究。

最开始，这项运动只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当然，这种既困难又费力的研究工作肯定要交给专业人员。不过，仍然有许多小问题，可以供不同阶层的业余爱好者开发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很早就有业余爱好者进入了。而在生物学的领域，业余研究的娱乐价值才刚刚被人们发现。

因此，业余鸟类爱好者耐思在自家后院中研究北美歌雀，并因此成为研究这种鸟的世界级权威。她的思考和工作，许多专门研究鸟类学的学生都望尘莫及。银行家布洛利喜欢为鹰装脚环，这纯粹出于个人爱好，但他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某些鹰冬天时飞往南方，然后又飞往北部森林。曼尼托巴省的农场主诺曼和克里多对于农场中的动植物很感兴趣，后来成为当地动植物研究的权威。《介绍神秘的美洲狮》的作者是新墨西哥山上的一个牧牛者巴克。不要觉得他们在工作中都不懂得休闲，他们只是明白，最大的乐趣就蕴含在研究未知的事物中。

大多数鸟类业余爱好者目前已知的动植物学知识，和他们将来可能了解的知识相比，只是凤毛麟角。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前的生物学教育目的是使专业人员能够垄断这种研究。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只能假装自己正在进行探索发现，因为他们所做的，无非是证明专家们已经发现的事实。但年轻的业余爱好者应该明白，如果他的心中有一艘船，这艘船就能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

在我看来，提倡进行野生动植物的研究，是摆在野生动植物管理者面前最重要的工作。野生动植物还拥有一个特殊的价值，虽然这种价值只有少数几个生态学者看得见，但它却在整个人类的进取精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目前已知，动物群具有一些行为模式。每个动物个体虽然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却在实际上促成了这种模式。比如，兔子并不知晓它们的数量会有周期性变化，它们却无意中成为实现这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对个体的研究辨别这种行为模式。即便我们对兔子进行尽可能的研究，依然无法明白兔群的周期性变化。答案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才能得到。

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是否有一些自己并不知晓，却无意中促进的行为模式？比如暴乱和战争，骚乱和革命？

在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人类的集体活动是个体意志活动汇集的结果。外交家则认为，政治团体的特质和高尚人士的特质相似。而经济学家则把整个社会看作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游戏，我们对于历史的感知是后知后觉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兔子相比，我们的社会过程更高级，更有意志和内涵；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物种，在环境的制约下，我们可能有一些尚不知晓的群体行为模式。而且我们对于某些已具有群体行为模式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这种对于人类群体的行为基础的怀疑，使得人类唯一的相似体——高等动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价值。关于它们的文化价值，厄林顿等人早就指出过，可是我们从没有利用过。因为我们找不到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现在，生态学开始注重人类的相似体，在动物群中寻找自己遭遇的问题。通过研究生物群的一小部分运作方式，我们就能得知整个生物群的运作机制。这种深入探索的能力以及对于它们的批判性理解，就是未来的森林管理知识。

曾经，野生动植物养育了我们，为我们塑造文化；现在，野生动植物依然为我们带来欢乐。可是我们去尝试运用现代化的机械获得的那些欢乐，反而破坏了它的文化价值。假如我们改变对待大自然的心态，那么得到的不仅是乐趣，也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