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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斯纳德在十点半左右打电话来，没有激起一丝涟漪。他是新顾客，新顾客照例要转给哈瑞先生；或者，如果他抽不出空，就请他们留下电话号码，好让哈瑞先生立即回电。

潘戴尔在他的裁剪室里，和着古斯塔夫·马勒的旋律，就着棕色纸型，裁剪出一套海军制服。裁剪室是他的庇护所，他不与任何人分享，钥匙稳稳安放在背心口袋里。偶尔，为了享受钥匙对他代表的意义，他会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它，把世界关在外面，证明他是自己的主人。偶尔在再次打开门锁之前，他会以降服的姿态垂下头，双脚并拢站一秒钟，才重新展开美好的一天。除了旁观这戏剧性动作的部分自我之外，没有人看见他这样做。

在他后面，一间间相同高度、有崭新照明与电动吊扇的房间，他娇纵过度的各色人种雇工在里头缝衣烫裳，以巴拿马劳动阶级通常无法拥有的自由谈天说地，但是没有一个像老板潘戴尔那般辛勤劳动。他略一停顿，迎上马勒的波涛涌动，然后灵巧地沿着黄色粉笔线一刀剪下，就成了哥伦比亚裔舰队司令的后背与双肩。这位司令一心一意想以优雅的仪表，和被解职的前任一较高下。

潘戴尔替司令设计的制服格外灿烂夺目。那条白长裤，已经交给远远躲在他后面那条走廊房间里的意大利长裤缝纫师傅；可以服服帖帖抵着座位，适合站而不适合坐。而潘戴尔正在裁剪的这件燕尾服，是白色及深蓝色配上金色肩章与穗带的袖口，金色盘扣与高高的纳尔逊式衣领绣着一圈环绕船锚的橡树叶——这是潘戴尔自己的神来一笔，司令的私人秘书看到传真的图样时表示非常喜欢。潘戴尔从来没真的理解班尼叔叔说的“目测精准”是什么意思，但看着图样时，他知道自己的确有此能力。

他继续和着音乐裁剪，拱起背，思绪飞扬，直到他变成潘戴尔舰长，步下宏伟楼梯，参加自己的就职舞会。这种无伤大雅的想像，无损他的裁缝技艺。他一贯主张——这应归功于他已故的合伙人布瑞斯维特，最理想的裁剪师，天生的模仿者——不管手上裁剪谁的衣服，要让自己融入其中，成为那个人，直到真正的主人来取走为止。

接听欧斯纳德的电话时，潘戴尔正沉浸在出神入化的愉悦之中。一开始是玛塔接起电话。玛塔是他的接待员，接线生，会计与做三明治的人，一个顽固、忠心耿耿、黑白混血的小东西，一张歪斜的脸疤痕累累，满是皮肤移植与拙劣手术的痕迹。

“早上好。”她用的是西班牙文，声音甜美。

不说“哈瑞”，也不说“潘戴尔先生”——她从来不这么叫他，只用天使般的声音道早安，因为声音和眼睛是她脸上幸免无伤的两个部分。

“你也早啊，玛塔。”

“电话上有位新客人。”

“从桥的哪一边来的？”

这是他们一再重复的笑话。

“你那边。他叫欧斯纳德。”

“叫什么？”

“欧斯纳德先生。英国人。而且爱说笑。”

“哪一种笑话？”

“你对我说的那种。”

放下剪刀，潘戴尔把马勒转到几乎静音，依序拉出一本预约登记簿和一支铅笔。在裁剪桌上，众所周知，他是个执着精确的人：布料在这里，纸样在那里，发票和订单在另一边，每样东西都井然有序。裁剪时，惯常穿着他自己设计缝制的背心，前掩襟后丝背。他喜欢这件背心传达出的那种提供服务的气息。

“您的名字该怎么拼呢，先生？”欧斯纳德再次报上名号后，潘戴尔愉快地问。

潘戴尔对着话筒说话时，一抹微笑渗进他的声音里，完全陌生的人会立刻感受到自己是对着他们喜欢的人说话。但欧斯纳德也有相同的讨喜天分，这点很明显，因为两人之间很快就愉悦自如，从他们接下来十足英国式对话的长度与轻松气氛就可以印证。

“开头是O—S—N，结尾是A—R—D。”欧斯纳德说。他说话的口气一定让潘戴尔觉得特别诙谐有趣，因为潘戴尔照欧斯纳德的说法写下这个名字，三个字母一组，中间还加上一个&。“顺便一问，你是潘戴尔还是布瑞斯维特？”欧斯纳德问。

经常碰到这个问题的潘戴尔，雍容大度地把两种身份都据为己有，“嗯，先生，这么说吧，两个都是。很遗憾告诉您，我的合伙人布瑞斯维特已经过世许多年了。但我可以向您保证，直到今天，他的典范仍在这间铺子长存，这让认识他的人都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