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火力准备的包括10个野战炮兵营,共计148门火炮,另有100辆坦克、48门重型迫击炮,以及25部配备四联装的自行高射机枪(合计100管12。7毫米机枪)。美军战史将此次火力准备形容为“这场战争中最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一”。
除了地面火力的支援外,空中还有十余架飞机执行直接火力支援和空中封锁任务。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美军分为两路,以坦克涉水为先导,强行渡过汉江。
坚守江防阵地正面的,是志愿军第38军第114师。
韩先楚曾预计可以利用汉江的天然屏障进行阻击,从而争取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然而,美军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当天就突破了江防,足以见得其攻势之凶猛。
美军的另一个攻击重点位于中线。
在此,第9军所属的5个师(旅)从西至东多路展开,对洪川正面发起攻击。
美国第24步兵师、第1骑兵师、英国第27旅、韩伪6师和美国第1海军陆战师。
在这其中,左翼的第24师与强渡汉江的第25师互相策应,其他部队则在杨平至横城以东的狭窄地带展开,呈并列态势,主要由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发起进攻,英军第27旅和韩军第6师居中配合,多路分进,各个箭头直指洪川,形成合围之势。
承担这一方向防御任务的是志愿军第42军和第66军的部队。
第42军一线阵地自西面的中元山延伸至东边的圣智山,由第124师和第126师共计5个步兵团负责防守,配属军炮兵团(缺少2个营),承担正面抵御任务。二线阵地位于罗山、凤尾山、鹰峰山、东银、梅花山一带,第125师及第124师的1个团在该区域修筑工事,同时准备机动应对。
3月7日战斗打响,8日时前线阵地便被突破。部队伤亡严重,最少的团只剩下800多人。由于二线阵地大部分工事尚未完成,在敌军的猛烈进攻下难以站稳脚跟。美韩军察觉志愿军火力薄弱、工事不够坚固,对二线阵地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击,并大胆进行迂回,导致防守形势更加严峻,防线难以维持。
10日,第42军部队渡过洪川江,经过清平川抵达清平至加平一带,重新进行防御部署;第124师和第125师则转至洪川江沿线,逐步展开阻击。第66军自2月16日起转入防御,至“撕裂者行动”发起时,已坚守了20天。在阳德院里、上茶峰里、釜刚里、大官岱里一线的前沿阵地被敌军突破后,该军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转移至梅花山、五音山、御踏山的第二线阵地,继续进行阻击作战。
根据美军战史的记载,第9军在该方向的进攻只遇到了“敌人轻微至中等程度的抵抗”。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稳步推进,除了韩军第6师外,各部队于3月12日傍晚抵达了“奥尔巴尼线”。
在“撕裂者行动”中,志愿军再次陷入激烈苦战,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均遭受了重创,屡次面临失地失人的困境,局势极为危急。
以第42军为例,该军减员累计已达1。3万人,步兵连中人数最多者不足百人,许多连队仅剩十余人。为了坚持作战,该军采取了边打边整顿的措施,将编制不完整的分队合并缩编。除了第124师的第370团和第372团能够维持原编制外,其余各团均被缩编为1个营或2个营,全军的作战能力仅相当于入朝时的三分之一。
3月8日12时,志司发布防御战术指令,要求各部队改进阻击战术。指令中强调,当前作战方针的核心在于“依托有利地形,积极开展机动作战,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敌方大量伤亡,并尽可能延长战斗时间”。为此,各军、师应综合分析敌军的进攻特点,优化防御战术,同时密切掌握战况发展,确保在关键阵地的防守与反击时机得当。
本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志司在20天内已连续发布了第三次防御战术指示。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主要作战任务多为进攻战,防御作战的研究较少,经验也相对不足。基层部队在防御战术方面的素养普遍较弱,因而在战场上难免遭受损失。当全线转入机动作战防御时,志愿军司令部连连发布指示,要求改进相关战术问题,这对提高部队的防御作战能力、减少伤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然而,提升部队的防御战术水平需要经过一个认知和实践的过程。
第42军在战后总结中指出,这一阶段,部队对司令部相关指示的原则仍“未能深刻认识与落实”,“不是积极地观察地形,合理分配兵力和组织火力,巧妙打击敌军,而是试图依靠兵力硬挡敌人,不愿利用阵地逐步抗击。结果,某些阵地在配置上加强了前沿,却忽视了纵深,守备时前沿伤亡惨重,纵深兵力空虚,最终被迫撤退,甚至人地两失,无法实现持久守备。”
与此同时,部队还出现了一个让人忧虑的现象:
随着部队转入防御阶段,官兵的思想出现了波动。杜平指出,当时许多人产生了疑虑,部分官兵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有所动摇。有些战士表示:“敌人的炮火太猛烈,难以抵挡”,“光靠我们这几个军很难取得胜利”。
还有一些干部提出疑问:“这场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为什么我们的炮不发射?我们的飞机为什么没有出动?”特别是由于防御作战造成较大伤亡,怨言更为突出,认为“打防御战不划算”,并担忧“这样继续下去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绪影响下,部队管理松弛,出现不愿修筑工事、不愿进行防空、行军过程中随意掉队、违反群众纪律等不良现象。
当时的一个消极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逃亡途中掉队。
根据第42军的相关资料,在转入运动防御后,为加强一线作战力量,该军将机关勤杂人员及部分炮兵、担架兵等共计2000余人精简,补充至前线步兵分队。
由于这批人员缺乏实战经验,并且是在极为残酷的战斗条件下被补充到一线,因此大多数人情绪不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现象。第371团步炮连补充至步兵连的人员,几乎全部逃跑;第124师精简的60余名机关勤杂人员,原本准备补充到一线连队,一夜之间便有40余人逃亡。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第42军,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辽东军区的领导报告说:最近一些逃兵携带武器,成群结队,时常发生抢劫等违法行为
志司认为:安东的逃兵收容数量竟已达到数百人,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要求通知东北各省军区和政府进行收容;对于情节严重者,必须就地进行公开审判,并给予纪律处分。对于一般的逃兵和落伍者,需收容后进行教育,并分别通知志愿军各军派人将其带回原部队,同时在各部队中开展反逃亡的政治工作。
长期身处残酷的战争中,无疑会在精神和生理上带来巨大的折磨。
尤其是在战场陷入被动局面、战斗失利、伤亡增加、局势持续紧张、人员极度疲惫、供应困难、饥寒交迫,各种危险接踵而至时,部队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部队的思想状态,志愿军政治部将思想教育的重点放在“加强胜利宣传,增强守备信心”上,反复向部队说明:我们虽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所取得的胜利意义深远;尽管面临不少挑战,敌人的处境比我们更为艰难;只要我们坚持两个月,新的强大后续部队就会到达,敌人必将遭遇更大的失败。
此外,部队还广泛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巩固部队建设”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革命气节教育”。这一教育明确指出,投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承受的耻辱。
由于志愿军中那些逃跑或投敌的人员,大多是曾在国内战争中投降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士兵,因此,思想教育中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些“解放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中指出:“过去为蒋介石卖命,后来向解放军投诚是一种光荣的选择,但如今与美帝国主义作战,投敌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严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