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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 第一节（第1页）

汴京。

大相国寺。大宋故左丞相司马光的灵柩，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汴京百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汴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万的百姓，密密麻麻的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相士前去堪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谥为“文正”，配享高宗庙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时停柩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太相国寺，拜祭这位“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唯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撤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唯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措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撤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面前，展现了令人惊讶的英勇。据事后的战报，第一营的军法官主动在阵前充当肉盾，张叔夜与李昭光巧妙的指挥着这些弓骑兵们且战且退，双方激战近两个时辰，因为兵力、战斗力、骑术全面居于劣势，第一营始终无法脱离辽军的攻击，在离束城镇不足的两里的地方，被韩宝分兵包夹成功，几乎全军尽墨。此役最终只有张叔夜与李昭光带着一百余骑突围出来，但路上又被辽国追击了二十余里，当他们逃至河间府时，整营人马，只剩下不足五十骑。

而韩宝先锋军的损失，据张叔夜与李昭光的战报，不会超过三百人。而且大部分的辽军，都是被霹雳投弹炸死，死在云骑军箭雨之下的，少之又少。

歼灭云骑军第一营后，韩宝随即率部直抵河间府城外。他砍下了第一营千余名战死将士的人头，在河间府外，插上了一千多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个宋军的人头。

他的用意是想激怒城中八千余云骑军出城野战，即便不能如愿，也能羞辱云骑军，打击其士气，同时令城中居民感到惧怕，埋下动乱的隐患。

幸好章惇与田烈武还算冷静，二人遣使执剑把守各道城门，只以火炮进行还击，勉强稳住了河间府的局势。

伏击韩宝是一回事，与之堂堂正正决战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田烈武中计出击与韩宝野战，纵然是打个两败俱伤，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使契丹无法趁机一举攻克河间府，没有了骑兵的河间府，也是毫无意义的河间府。辽军只要用少量兵力监视，便可以大摇大摆继续南下，而毫无后顾之忧。

好歹章惇与田烈武没将这只起到战略意义的马军，当成战术部队在战争初期就给拼光了。只要云骑军还在，八千云骑军也许打不过三千契丹先锋，但契丹要想盯住这只马军，保护自己后路的安全，就不是三千之众可以办到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束城之战后，两府对云骑军更加寄以厚望。断不愿意这只刚刚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河朔禁军，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折送了，那样对整个河朔禁军的士气，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但接下来，两府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多少好消息。

四月二十九日，耶律信在屡屡被雄州守军从地道中骚扰，而又无计可施之后干脆一把火将整座雄州城烧为平地。

四月三十日，辽主与耶律信率军抵达莫州，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克缺兵少将的莫州城，莫州知州、通判自杀殉国。

五月一日，辽军攻取君子馆、束城。

五月二日，辽军攻取河间府之肃宁城、肃宁寨。

五月五日，韩宝绕过河间府，攻入深州，当日正好拱圣军北上，路过深州，双方在滹沱河边小规模交战，契丹援军赶到，姚兕退守深州，与辽军僵持。

姚兕的举动令枢密院大为恼火，表面上看，拱圣军进驻深州，正好位于河间府与真定府之中间，与云骑军、武骑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线，可以阻止辽军继续深入，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深州城垣不修，四顾无险，非可守之地，拱圣军挡在辽军主力南下的大道上，很有可能被辽军围歼——他所谓的“互为犄角”，是云骑军、武骑军皆不敢轻易支援他的“互为犄角”。

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覆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