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楼,在那鲜花店里买了一束玫瑰。“白的还是红的?”
“都要。”我把它放在奶奶曾站在那儿等我来的那棵老槐树下,献给我的出生地。一个幼稚的童声(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奶奶的声音(画外音):“你自己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游泳场里有几个少女在训练,一个漂亮的女教练坐在看台上不断地朝少女们喊。
我爬到看台的最高处,绕着看台走了两圈。十米跳台的背景中,炽烈的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桔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地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忧喜不惊。但,还有什么理由怀疑那是布景呢?除非我是疯子(精神病患者)。那座高架铁路桥帮了我的忙,以它作为一个标度,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角度。这时候没有列车开过。少女们一个个走上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我的目光与她们的腿和那座铁路桥排成一条直线(三点呈一线像射击那样,我开过枪,真枪),然后从她们额头的背景中找那座大屋顶的楼房。
一个清洁工老大妈走过来:“你是哪儿的?”
我指指下面漂亮的女教练,又指指自己的胸脯:“朋友。”
“你这是?”
“呵,您看,”我指着远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问,“那儿是哪儿?”
“嗬,你这一指半拉城,到底是哪儿呀?”
“在那个小姑娘脑门儿后面,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对,很远很小,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看见了吗?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就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九个窗口,看清了吗?不要管它多少个窗口了吧……对,对对,它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那谁说得准?总归是城西,偏北。问这干嘛?”
“嗯……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那儿。”
“你的朋友可不算少。”老大妈划动着帚把走开。她心里肯定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半疯儿!”
我走下看台,站在漂亮的女教练背后看女孩子们跳水。坦白说,我的目光更多地是在漂亮的女教练身上。她穿着泳装。她真是漂亮,也纤秀,又丰满,被阳光晒成褐色的背上有一颗黑痦子。
她发觉了我,扭转头来问:“你,有事吗?”
“不,看看,我喜欢跳水。”
“你是哪儿的?”(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我指指远处那位清洁工老大妈,又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朋友。”
漂亮的女教练扭转头去,看样子对我以及对那位清洁工老大妈都很不满。
少女们一个个往下跳。展臂,曲体,起跳,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入水。“好极了!”漂亮的女教练喊,站起来又坐回去,泳装的边缝里闪出一缕动人的雪白,那是太阳照不到的领域。我离她只有一米,从理论上讲我一伸手就能摸到她,就可以感到她的起伏和陷落,感到她的弹性和温度,证明那美丽肌肤的真实,证明那是一个确凿的灵魂。但必然的逻辑是:她马上会喊起来,要不了多久我就以流氓的身份在公安局的某张桌子上签名画押了。不敢和不能和不可能,完全等效。所以一米的距离与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没什么两样(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星星,以及我不敢一伸手就摸到这个漂亮的女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