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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将至（第1页）

“赫拉克利特[1]把书存放在阿耳忒弥斯[2]神殿里，有人说他故意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写那本书，因而只有那些有能力读这本书的人才能读懂它，而且，他是以不那么轻松的语气来写的，这样一来，他就有了蔑视芸芸众生之嫌。”赫拉克利特自己就说了：“你们这些目不识丁的文盲，为什么要把我东搬西套？我不是为你们写作的，我是为那些能够理解我的人而写作。在我心中，有这一个人就胜过有十万人；什么乌合之众，那可是一文不值。”[3]

然而，赫拉克利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的书则向所有希望接近它的有学问的猿猴敞开了，随他们评论啊加注解的。他的门徒懂得的比他多得多。这也就是说，赫拉克利特已经被乌合之众击溃，而且，令我们悲哀的是，如今我们亲眼目睹了大众人（mass-man）大获全胜。如果你的精神尚未完全萎靡，只要你任选一天走过古希腊集市，如果你起先还没有痛苦得快要窒息（剩下的人还有谁能感受到这种弥足珍贵的感情呢？），或是屈从于社会模仿的需求而加入一群围着新近冒出来、在广场上悠闲自得地踱步，同时大发哲学议论的人的欧福里翁们，你会看见那些曾经一度是希腊人的人，现在都成了制作完美的、得意扬扬的机器人，他们在气味混杂、喧闹不堪的环境里一起发着喜气洋洋的叫声，跟各行各业的人打成一片。有来自雅典的赶着牲畜的农民、有来自黑海[4]的买金枪鱼的商人、有比雷埃夫斯[5]的渔民，还有店铺里卖家的大声吆喝、叫卖，林林总总的小商贩：卖香肠、卖羊毛、水果、猪肉、鸟类、奶酪、糖果、香料、泻药、香薰和没药、羽毛、无花果、大蒜、家禽、书籍、奉为神物的里脊、针和煤——如同我们的喜剧作家那样，有时候津津乐道地一一列举。混迹在这些人中间，你会发现检查人员四处走动，换钱的、管理重量和其他度量的、抄写诗歌的、卖花环的，他们全都聚集在简陋的店铺和裁缝的摊位前；你还会看到制作诗琴和香水的人、卖海绵和蛾螺的货郎、买卖奴隶的贩子，还有在赫麦界柱附近为自己出售的东西大声叫卖的，有卖小饰物、面包、豌豆的妇女，还有鞋匠和拉皮条的。

这样一来，你能亲自动手画一幅大众人——民主雅典的公民的肖像，雅典人对自己的低级趣味津津乐道，为自己如非利士人般地喜欢高谈阔论而沾沾自喜，他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学派及其追随者好心为他提供的哲学借口，也同样满足于把自己像蜗牛一般封闭在一种声音里，满足于被他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的“消遣”。瞧那些挤在亚西比德[6]弄来的、形似蟑螂的崭新战车四周的一群人，这些人大汗淋漓、喧哗不止，向来自任何一方的信使狂奔过去。由于大众人的主要特征是他们有了解的愿望，因此有对信息的渴望。赫拉克勒斯明白，智慧这份财产太弥足珍贵，不能随人任意处置。如今，与赫拉克勒斯的讲究克制正相反，某个亚里士多德出来宣称“人人生来渴求知识”，而要证明这一点，他说，是因为“他们喜欢感官上的愉悦，尤其是视觉上的，完全不计较利益”。[7]

在描述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感知的渴望之后，有必要对这种大众人的负面人类学做一点补充，他这种贪婪的求知欲，希望清楚而愉快地看到，而且是远远地看到（简而言之，通过电视画面），这种需求显然因为他既运用三槽板间平面，又运用三角墙而被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关系被改变，雕刻的手法使得雕塑只有从下往上看时才是自然的。这样，雕塑家既满足了大众人的懒惰，这种预先设定的视角也使其免除了对显而易见的现象进行解释的义务[8]。

我们的蒙塔莱德斯近来公开痛斥这种对信息的贪得无厌，不过这也是白费力气。看来我们这个地球圆盘几乎完全被封闭在一个“心理感应的氛围中，而且它的密度不断增大”，因为“从遥远处发来的信息和观点，像毯子一样变得越来越厚重，几乎覆盖了我们所居住的整个世界”。[9]目不识丁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致雅典的大众人对此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确实也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任何印象，因为从他上学之日起，他的教育者唯一关心的是“去告知”，毫不顾忌当代诗人的那些诗篇会腐蚀他的心智。虽然老友柏拉图依旧受到墨守成规的人们的崇敬，但他的确警告过我们（但是带着一副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伪善），他说，“我们的老师可以根据外界的要求调整教学。当年轻人学会认字，开始明白书里所写的内容的时候……会发现在他面前的桌上，要看、要记的是伟大诗人的作品……这样一来，年轻人会模仿他们，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10]这该如何是好？文化工业对于所取得的成就过于自满，以致无法倾听智慧的忠告，（但这无论如何都已过时了，不是吗？）因此，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江河日下，当他们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会像我们所认识的年轻知识分子那样，晚上四处活动，要砍赫麦界柱的头。有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能指望会教出更好的信徒。因此，大众人的生产就大见成果了。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在理论上推定他需要跟别人待在一起，排斥安静独处的快乐？其实，这正是所谓的民主的精髓，看来民主的第一戒律便是：为别人所为，服从大多数人的法则。人人都应该担任公务，只要他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来投票给他。至于那些不甚重要的岗位，相信运气，因为大众人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侥幸。“组成城市的各种元素必须平等，尽可能地平等，而且要同质化：这个情况在中产阶级中尤其如此……因此，福克莱德斯（Phocylides）[11]恰到好处地解释了这个愿望：‘最好的状态是中庸，这正是我想在城市中占据的一个位置。’”[12]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他而言，仿佛在旷野里的呼喊[13]一般，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yGasset）[14]的追随者们徒劳地回答，谴责“自上世纪后半叶起，在欧洲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把生命外化的趋势……个人的存在，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孤独的，要对公众、人群和其他人封闭，变得难上加难……街道上的声音则异常洪亮。”[15]应该说，集市的声音已变得嘹亮，不过，集市乃大众人的思想方式，是他一直所希望的，也是他所应该得到的。柏拉图应该去那里走走，跟他的追随者谈谈，这是再恰当不过了：那是他的王国，大众人不能离群索居，因为他必须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四处倾诉所知道的一切。

而如今他能够做到无所不知。你看看在塞莫皮莱[16]所发生的一切。事发后仅一天，信使便把消息传了过来，竟然已经有人在考虑把它进行包装，将其简化、压缩成为一条广告语：“我们的箭可以蔽日。好啊！我们在阴凉处战斗！”老做应声虫的希罗多德已为这个暴君——长着一百只耳朵的群众恪尽职守了。

因此，所谓的历史学家，虽然只不过是一些急于报道现时的记者而已，但这似乎恰好适得其所。希罗多德，这位伯里克利的公关负责人，虽然效率挺高，也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能写写波希战争而已（换句话说，是一则纯粹的新闻报道。而如今，我们几乎没法指望再出一个像荷马那样的人，他能写出诗一般清楚易懂的文章，并具备写作其闻所未闻、见也未见过的事情的能力，还赋之以寓言的深度和广度）。希罗多德只要看过三四个爱奥尼亚语的语标，就能宣称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谈。而且，仿佛这样还不过瘾，他还弄出个更加自命不凡、文字干巴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17]。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陷落的可耻惨败之后（他没能从军事上和指挥上阻止此战的失败），他忘记了在伯罗奔尼撒的灾难，创造了编年史记录家这样一个新面貌，答应按事情发生的经过记录战争的进程。我们终究沦丧到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新闻的谷底了吧？不，因为在他之后还有色诺芬（Xenophon）[18]，他是一位能把洗衣清单变成历史文献的艺术大师；色诺芬，他患了一种非常常见的眼疾而没完没了地呻吟（文化工业的特点是庸俗，不放过一切粗俗而触目惊心的细节。有人渡过这条河吗？那么，渡河的人一定“到肚脐眼都湿透了”。士兵们吃过腐烂变质的食物吗？他们一定“肚子拉个不停”）。[19]但是，修昔底德身上所表现的还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那种写作文学的欲望，希望能成为文化工业为追逐时尚者而设立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候选人，这也无足为奇。修昔底德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文章里点缀上自然主义的装饰，效仿新小说：“身体的表面，摸上去并没有过多的热气，看上去也不怎么苍白；它淡红里透着乌青、布满了溃疡和疮疤……”[20]而主题呢？雅典的瘟疫。

这样一来，人类复杂的多面性被降低到客观风格，在我们的新文学领域中，及时的报道和先锋派占据了首要地位。有人抱怨年轻作家的语言让人无法理解，不过，只要稍有脑子的人，对于这种人的痛苦的唯一答复一定是：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大众人也不希望人们去理解。现在雅典人已经彻底消亡了。

但是，如果说西方文明衰败了，大众人绝不会为之烦恼。难道他不是生活在现存社会中最好的世界里吗？重新来读一读伯里克利（Pericles）对一群心满意足、热情洋溢的雅典人的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才是用的社会，人们欣喜乐观地追捧社会地位的两面性（“如果一个人有益于社会，贫困或微贱的社会地位并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因此有了不同的待遇标准，贵族正是这样的产物，至多是被制造平等的狂热所掩盖了。如今雅典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人群中的一张脸，一个身披白色短外套的工人，一个屈从于群体行为的奴隶（“我们对违法有难以想象的恐惧：我们对在政府里唯唯诺诺的官员言听计从，对法律唯命是从，尤其是那些如果不服从便会招致人们普遍蔑视的法律”）。雅典人，现在作为有闲阶级的代表，幸福地生活着（“为了辛苦劳作后身体得到恢复，我们找到了许多振作精神的途径，一年到头，我们根据古风传统的游戏和不断的宴饮进行庆祝活动，而我们所住的房子里，让人舒适的东西应有尽有，日常生活的快乐驱除了一切哀伤”）。换句话说，雅典人是繁荣富裕社会的居民（“琳琅满目的货品流入我们的城市，因此，我们不仅能享受本国的各种水果和产品，而且能将来自其他国家的物品据为己有，同样愉快和自在地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