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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九一八事变（第1页）

先说板垣征四郎。

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横山说：那个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问题看得很远，像登上富士山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风吹来，山头上站着手搭凉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么高，海拔3700来米，但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不同寻常者为怪。从这个角度讲，石原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板垣，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不过，两人性格不一样，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极聪明，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人孤傲，特别有优越感。从做搭档的角度，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

石原虽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关注起满洲问题：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待了段时间后，石原被调回国，然后派到德国考察。其间这哥们儿钻研了大量战争理论，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明星鲁登道夫的《总体战》[3]，在书中，德国人讲到战争总动员、国民精神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非常敬畏。开始时，日本陆军的建制和训练模仿法国，但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于是模仿能力极强的日本人马上开始学习德国。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应该在精神上臣服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精神上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很多日本人认为，那只是个用金钱堆砌的帝国。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至于法国、意大利什么的不在话下，但苏联值得注意。

在德国，石原到处转悠，考察“一战”后这个国家的复兴路。日尔曼人头脑的坚毅和缜密让他惊讶。他一边考察，一边读书，一边写笔记，总之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国后，石原在陆大当了教官，向学生兜售“石原牌”总体战思想，最后变成了具有独家版权的“世界最终战论”。那时候他已经认准：日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美国。世界最终战必由代表东西两大文明的日美打响，而跟美国打世界最终战的开端，就是经营好满洲。

当时，日本陆军有个松散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都是做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位置的佐级军官（以后面提到的一夕会成员为主），虽没结成联盟，但却有个一样的观点：武力领有满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词的石原就被军部调到关东军，当上了主任作战参谋。对石原来说，这是份美差。也许有一天，这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纸上谈兵了。

石原被派到关东军没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为同事。

一下班，石原就拉着板垣到酒馆聊满洲问题，一起搞沙龙，参加者有关东军部员，也有在满洲谋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

石原对“粉丝”说：满洲嘛，日本前进的基地和国民的利益所在！大家应该一起对维持满洲现状说“no”。随后亮出新论文：《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认为，张学良投向南京政府后，满洲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几十万东北军不足惧，武力驱张是日本唯一的对策。

下边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

当时，板垣和石原频繁地搞“参谋旅行”，四处进行考察，为将来动手作准备。板垣的职务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军衔是大佐；石原的职务是作战主任参谋，军衔是中佐。板垣职务和级别都高于石原，但在策划事变上，板垣是跟着石原跑的。

到了1931年，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动：3月，极端军人组织“樱会[4]”首领桥本欣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冈山县人）组织了一次政变，想建立军部统治，但失败了。事后桥本没受到任何惩处，这个事给石原打了激素。这年春天，石原确定了头脑中的方案：先将沈阳郊外柳条湖段的南满铁路炸毁，然后栽赃给东北军，随即发起攻击。

石原周围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级和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随者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宫城县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籍贯不详），投机分子、沈阳特务机关长辅佐官花谷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冈山县人）。

有人说，土肥原贤二也掺和了，因为1931年夏天，他从天津跑到沈阳当特务机关长。其实此人就像只苍蝇，一天到晚在中国各地嗡嗡，哪儿都有他的事。但这次预谋他还真没参加。在参加的几个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积极，这是个拳头比脑子快的主。作为一个尉级军官，他太想“名垂满洲”了。

无论如何，这是次天字号赌博，和当年日本决心打俄国没本质区别。当然，石原也需要点契机。

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

4月的时候，关东军进行了轮换，以多门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静冈县人）为师团长的仙台第2师团接替京都第16师团，从日本开过来。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我们熟悉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曾在这里学医。仙台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同一纬度，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这里比较寒冷。于是后来很多人说：用仙台师团取代京都师团驻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是日本要闹事的一个信号。其实误会了，对日本军部的头儿来说，当然有把满洲搞到手的想法，但却没有在1931年动手的计划。日本有6个师团最能打，分别是第2、第5、第6、第9、第13、第18师团。派能打的第2师团过来，其实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动而已，但没想到这个无意的调动意外地帮了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