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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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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已满的旅顺口，全中国掀起了反日热潮，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抵制日货，展开反日斗争。6月1日，一艘日本商船抵靠长沙两湖码头，“后援会”即派人前往检查，看是否有日货下卸。长沙市民、学生数千人同时聚集码头，以示支持“后援会”检查人员。日船拒绝检查，导致冲突。押船的日本士兵向码头人群开枪射击，打死学生2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次日，愤怒的学生举行集会，抬着被打死的学生尸体游行示威。

眼见自己的学友和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残害，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许光达，也走上了长沙街头，与同学们组成讲演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六·一惨案”的真相，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领人到处散发传单，与同学一起到当时的省政府门前请愿。然而，反动的军阀政府回答他们的却是军警的木棍，许光达头上也被打出了几个大包。这也使他彻悟到只有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才是有志的中国人应该选择的道路。

许光达成熟了。他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沉，寒风凛冽，许光达应约来到曹先生家。曹先生是他的老师、人生引路人，更是他的党内同志。曹先生让许光达坐下后，颇有深意地问道：“如果革命需要你离开长沙，你愿意吗？”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

许光达深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会是毫无目的的，但心中又不知真意，不觉有些惊讶。

“到广州。”

“广州？”许光达更觉惊讶。他知道，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尤其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两党的主要革命力量齐聚那里，那里不仅有国民革命政府，更是正日益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那里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众所向往的地方。自己去那里做什么工作呢？他急切地问道，“曹先生，我到广州做什么？”

“广州有个黄埔军校，你知道吧？”曹先生问许光达，不等他开口，又继续说道：“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决定派你去。组织上让我通知你。”

听到这话，许光达顿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心情十分激动，自己将去广州，而且是进黄埔军校学习，这可是自己曾经想过却又认为是幻想的事啊！

许光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曹先生家的，也没有多想自己将从一个书生变成军人。他回到宿舍，听着窗外渐渐沥沥的雨声，兴奋地收拾着书籍和行李。春节就要来临，他知道特别喜爱自己的大伯许长龄肯定会来学校找他回家过年，于是他给大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外出求学，请勿念。”

他知道大伯肯定能理解他上军校的举动。

第二天，许光达与同行的谭希林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当然，通过考试对于许光达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

初到广州的许光达，为广东表面上团结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热潮所激动，心中构想着革命胜利到来时的景象。然而，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就在他到广州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内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挑起了一件件事端如“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一次反共的浪潮。身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利用自己的职务，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很深的裂痕。

刚入军校学习的许光达当时还无法了解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上层中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埋头于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每星期六，他都要过组织生活，和其他学员一道徒步进城，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或听周恩来、挥代英、谭平山等人的形势报告，或阅读讨论《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论》等社会科学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外，他还在校内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和刘少奇的报告，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的形势和社会问题。而在知识层面上，他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丰富了社会阅历，有了成熟思维。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打败军阀吴佩孚。11月，北伐军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中心。

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人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季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秘书长周佛海。武汉分校当时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因此，武汉分校的政治气氛基本呈革命和进步之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同志亲自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打入张发奎的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于了一个多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这样，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走人了。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