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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预期的目的时，肯定会有人建议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简言之，不断采取升级行动有使战争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险。我认为必须防止这种危险。我对总统讲道：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许不会容许美国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重伤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因一个是非曲直仍在激烈争论中的问题而试图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家屈服，这的确不是一幅好看的画面。可以想象，这肯定会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在给北越造成的损失足以使我们“成功”的情况下。

这一切使我决定坚决反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我强调指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

我所持的一个观点与几年前大不一样：我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和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态发展表明，亚洲的形势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样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吁我们“明确最低目标”，以下述两项原则为基础制订我们的政策：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此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

我坦率地阐述了执行这项策略的困难：某些人将坚持认为对北越施加足够的压力必能有所收获，否则我们就是在对方未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放弃了手中的一个好筹码。许多人将认为不大量增派军队会延长战争，会有失败的危险，会增如前线美军官兵的伤亡人数。有些人将坚持认为……河内会更加好战并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将指出，美国改变调子将使“许多人逃离”泰国、老挝甚至南越，将威胁到政府的团结和军队的士气，并失去人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的名誉将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策略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谓的风险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坦率地告诉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正在形成自身的发展势头，必须中止这种势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策略“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建议“有诸多优点，是谋求谈判和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战争的良策，有助于维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改善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降低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危险，减少我们的损失”。

沃尔特·罗斯托以克制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说它在政府内部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

我能够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而让总统少一些痛苦，让战争早一点结束吗？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很清楚，我的备忘录直接指出了结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或者直接行动开始从南越撤退。我们当时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条件撤退，而且这些条件绝不会比六年后我们接受的条件差，美国国家安全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有那么大，美国和越南在人员、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第十章　疏远和离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给总统的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对立更加白热化。它导致了紧张而苛刻的参议院听证会，使我陷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立的僵局，同时引发了参谋长们将全体辞职的传闻。它推进了我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最终分道扬镳的进程，加速了我从五角大楼的离去。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突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总统和政府、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很难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越南。我们面对的是如山洪般骤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问题。一场中东战争促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首次起用；苏联反弹道导弹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核平衡面临倾覆的威胁；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争端的阴影使北约的东部侧翼出现危险；在我们国内几个主要城市的种族骚乱；当然，还有不断兴起的反战示威，包括一次企图关闭五角大楼的大规模的行动……新闻界开始报导包括我在内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压力的一些征兆。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暗示他不想寻求一九六八年的连任。

在我递交备忘录后的两个星期里，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总统和我不下七份备忘录作为回应。正如《五角大楼报》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华盛顿的造纸厂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产纪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特别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议：应在我们对越南的最低目标中排除那些意义不够明确的部分。

正如我曾经讲过的那样，我强调我们的政策将基于两项原则：“一、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仅仅是为了使越南人民能够获得权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二、一旦这个国家停止自救，我们的义务也将终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这个原则与美国在越南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目标相悖，将被排除在进一步考虑之列。

他们指责说，我的论点违背了体现美国现行政策和目标的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而该文件，他们着重指出，仍是当前美国政府的战时决策性文件。

实际上，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麦乔治·邦迪给迪安·腊斯克、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个简要的笔记。其中写道，总统已决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向各政府机构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对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国内的局势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报告同时还包括这样一个关键的限制条件：我们当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须依靠自己赢得战争。

参谋长们搞错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已偏离了该政策规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问题从未解决。如果南越政府像他们历来所表现的那样，即不能赢得更无法保持人民对它的支持，并据此打败叛乱者，难道我们应该去替他们做吗？

参谋长们还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对这个建议如此重视，因此要求我就该建议提请总统注意，当然，我照办了。五月二十日，他们交给我另一份备忘录重申他们的观点，即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他们强调，所有以上这些行动都突出地显示了我们需要动员美国的预备役部队。

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我感到震惊。

为了解决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轰炸问题上的分歧，我曾要求中央情报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组织他的专家们进行分析评估，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案。报告的结果十分明确：我们不相信任何计划……能够将军用物资以及其它必需物资的运输量减少到足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影响在南越的战争，或降低河内在战争中坚持下去的决心。中央情报局解释说：“这个结论基于无可辨驳的事实：公路网的巨大容量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广的缓冲地带，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封锁计划可以达到那样的逻辑目标系统：使人员和物资向南越的渗入量低于现有的水平。

参谋长们怒不可遏地抵制这个分析报告，并继续施加压力敦促采取更猛烈的轰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