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
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鲁米
早晨,卡利普在睡了长长的一觉后安详地醒来,天花板上用了五十年的电灯依然亮着,投下旧羊皮纸色的光芒。他穿着耶拉的睡衣,把整夜未熄的电灯全部关掉,捡起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民族日报》,走到耶拉的书桌前坐下,开始看报纸。他看见专栏里出现星期六下午他在报社办公室里发现过的错误(“做你们自己”被误录成“做我们自己”),他的手很自然地滑进抽屉里,摸到一只绿色钢珠笔,把它拿出来,开始校对全文。改完之后,他才想起耶拉以前校对的时候,也是坐在这张书桌前,穿着同样的蓝条纹睡衣,抽着烟,拿着同一支笔。
他相信一切顺利。吃早餐的时候他情绪高昂,像是睡足了一觉后自信地迎接一天的开始,感觉自己又回来了——他不再需要成为另一个人。
煮好咖啡后,他把从走廊柜子里拿出来的几盒专栏、信件和剪报放在书桌上。他深信只要他专心致志地阅读面前的纸张,终究能找到寻觅多时的答案。
卡利普挑出优先阅读的专栏文章,一路看下去:关于加拉塔桥下船坞里过着野人生活的孩童;关于口吃、凶恶的孤儿院院长;关于一群技艺超群的选手所举行的空中竞赛,他们在身上装了翅膀,如潜水一般从加拉塔塔纵身跃下;关于黎凡特地区鸡奸行为的历史,以及由此衍伸的各类“新潮”商品。他持着同样的乐观与信心继续往下读,看到各种故事:贝希克塔斯一位驾驶伊斯坦布尔第一辆福特T型车的车商的轶闻趣事;为什么“我们城市”的每个区域都要设置一座鸣钟塔;埃及人禁止《一千零一夜》中后宫嫔妃和黑人奴隶幽会的场景,这样的禁令有何历史意义;能够在行进中登上老式马拉街车的优点;为什么当鹦鹉逃离伊斯坦布尔而乌鸦大举入侵时,会飘落第一场雪。
读着读着,他回到了初次看到这些文章的岁月。他在纸上做笔记,有时候把某句、某段或某个字反复读几遍。每结束一篇专栏,他就再小心翼翼地从盒子里拿出新的一篇。
阳光打在窗棂上,没有晒进屋里。敞开的窗帘外,对街公寓大楼的屋檐垂挂着冰柱,融水正从冰尖和积满污雪的排雨管中滴落下来。三角形的屋顶和长方形的高烟囱之间,露出一块湛蓝的天空——屋顶是红砖混脏雪的颜色,烟囱则从它乌黑的牙齿间喷出炭褐色的烟雾。眼睛读累时,卡利普便抬头望这块三角形和长方形中间,凝望着乌鸦疾驰的翅膀划过蓝天。当他再度回到面前的纸张上时,他才醒悟,原来耶拉也一样,每当看累了的时候也会从桌上抬起头,望同一块天空,注视同一群乌鸦展翅飞过。
很久之后,等阳光照到对面公寓黝黑窗户里掩上的窗帘时,卡利普的乐观开始消散。虽然很可能所有的事物、文字和意义都在正确的位置,但越往下读,卡利普越是痛苦地明白,那贯穿一切的深沉现实早已消失。他读到耶拉写救世主、假先知、伪君王,并在文章中讨论鲁米和大不里士的贤姆士的关系,而在贤姆士死后,“伟大的苏菲诗人”则转而与一名叫撒拉定的珠宝商相熟,在撒拉定死后又由却勒比·胡珊迈丁取代了他的位置。为了甩开内心涌起的反感,卡利普决定换读“信不信由你”专栏,其中一篇讲到一个名叫斐加尼的诗人,这个人写了一首双韵诗侮辱易卜拉欣苏丹的宰相,因而被绑在驴子上游街示众;另一篇是关于艾佛拉基教长的故事,他娶了自己全部的姊妹,却意外地害她们接连死亡,然而这些故事都无法转移卡利普的注意力。读着从盒子里取出的信件,他像童年时那样惊讶地领悟到,对耶拉感兴趣的人竟然那么多,差异又那么大。不过,这些信件除了加深卡利普心中的怀疑之外,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写信的人不外乎是要钱,互相指责,揭露耶拉敌对专栏作家的老婆们的轻浮举止,或是报告某个秘密组织的阴谋,当地大企业主的贿赂行为,或者他们自己的爱恨情仇。
他知道每件事都与耶拉逐渐改变的形象息息相关,而这个形象从他一坐在书桌前就萦绕在他脑海。早晨时,一切事物都属于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那时的耶拉对他而言,是一个他多年来熟读的作者,他远远地了解并认同他那“未知的力量”。到了中午,电梯开始稳定地运载生病或怀孕的女人前往楼下的妇产科诊所,卡利普慢慢发现,心中的耶拉正扭曲为一个“有缺陷”的形象,这时他明白整个房间和周围的物品也都变了。它们看起来不再友善,反而变成吓人的符号,来自一个不愿轻易泄露秘密的世界。
卡利普意识到这样的改变源于耶拉对鲁米的描写,他决定就此探究下去。很快他找出耶拉讨论鲁米的文章,数量惊人,他飞快地浏览。
这位自古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神秘诗人吸引耶拉的地方,不是13世纪他在科尼亚以波斯文写作的诗歌,也不是中学伦理课上作为道德范本教学用的诗文佳句。对于许多平庸作家在书本第一页引用为装饰的“经典珠玑”,耶拉也不感兴趣,就像他毫不热衷于赤脚裙装梅列维教派回旋舞托钵僧[1]的仪式,尽管观光客及明信片业者为之风靡。鲁米,这位过去七百年来有上万册书来评论他的诗人,以及在他死后为人传诵的教诲,对耶拉而言却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目标,值得他善加利用并从中获益。事实上,耶拉对鲁米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在于他与几个男人之间“充满情欲而神秘”的亲昵关系。
鲁米在四十岁左右就已经继承了亡父科尼亚地区精神领袖的地位,成为当地的教长,不仅受到信徒的敬爱,更得到全城的景仰。但鲁米却慑服于一位来自大不里士,名叫贤姆士,才智和品性丝毫不及他的流浪托钵僧。耶拉认为,鲁米的行为叫人完全无法理解。往后七百年来,众多评论家为了弄清这段关系,写下了许多辩解之文,更证明了此事的不合常理。在贤姆士离开或遇害之后,鲁米不顾其他信徒的反对,指派一位纯然无知、提供不了半点建言的珠宝店老板,接续贤姆士做他的挚友。依照耶拉的说法,如此的选择显示出鲁米的悲伤,而不是因为他又找到了另一个人,能够取代大不里士的贤姆士带给他的“极致强烈的神妙体悟”——这也是所有评论家所致力证明的。同样的道理,在这位继任者死后,鲁米又选择了下一个人作为他的“灵魂伴侣”,如同前者,他也是个毫无智慧与才华的俗人。
几世纪以来,无数的学者把各式各样的解释加在这三段看似难以理解的关系上,目的是要让它们变得可理解——替每位继承人虚构不存在的美德,甚至有些人还替他们捏造家族系谱,宣称他们是穆罕默德或阿里的后代。在耶拉眼中,这些讨论全都失去了方向,重点该摆在鲁米最切实的感召力。某个周日下午,碰巧是科尼亚一年一度的纪念日,耶拉撰文详细说明反应在鲁米诗文中的这种感召力。二十二年后卡利普重读此文,又再一次感觉到周遭的物品变了,小时候,这篇文章就像所有的宗教作品,让他觉得无聊透顶,他只记得作品刊登时,正好那年特别发行一系列鲁米的邮票(十五库鲁的邮票是淡粉红色,三十库鲁的是勿忘草蓝,而如梦最想要的珍贵的六十库鲁邮票则是开心果绿)。
依照耶拉的看法——评论家们也曾千百次地在他们书中最显眼的位置阐明这项事实——的确,当鲁米初次遇到流浪托钵僧大不里士的贤姆士时,他不仅得到了领悟,也深受其影响。然而原因并不是一般所揣度的,认为在大不里士的贤姆士提出那个深奥的问题而引发两人之间一场著名的“对话”之后,鲁米凭直觉得知此人是位先知。两人的交谈其实平凡无奇,内容不过是基于某个普通的“美德寓言”,这类语录在清真寺庭院里所贩卖的苏菲派书本中俯拾皆是。假使鲁米真如他所言,受到了启发,那么也绝对不是因为如此平庸的寓言。顶多,他只是假装受到了震撼。
而他表现的确实就是这样。似乎他在贤姆士身上遇见了一个深沉的人物、一个有力的灵魂。耶拉认为,当时三十多岁的鲁米,在那一个下雨天真正需要的,便是邂逅像这样的一个“灵魂伴侣”,一个他可以从其脸上看见自己倒影的人。因此,看见贤姆士的剎那,他说服自己,这就是他寻觅的那个人,接下来很自然地,无须花费太多力气他便让这位贤姆士相信,真正崇高的人其实是贤姆士自己。1244年10月23日的偶遇之后,他们把自己关进神学院一间密室里,整整六个月没有再出来。至于这六个月来,神学院的密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关于这个“世俗的”问题,梅列维教派的成员只有轻描淡写,但耶拉却在文中加以铺陈,同时小心不过分激怒读者,并就此引出他真正的主题。
终其一生,鲁米不断在寻找“另一个人”,能够感动和点燃他;他在寻找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自己的脸孔和灵魂。所以,就如同阅读鲁米的所有作品一样,若想要理解他们在密室里的谈话和作为,必须视这些行为、话语、声音出自多人冒充一人,或者反过来,出自一人扮演着多人的角色。置身于13世纪安纳托利亚小镇的封闭环境中,忍受着顽固信徒的热忱崇拜(他就是摆脱不掉他们),诗人惟有凭借多重身份,借助他总是藏在衣柜里的变装道具,才可能在适当的时机稍作舒解。耶拉从自己另一篇文章中引了一段话,来强调这种改变形象的渴望:“就好像某些国家的君主,受不了身旁一堆谄媚、残酷、愚蠢的人,会在衣柜里藏一套农夫的衣服,偶尔换上它到街上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