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大家都是以貌取人。
——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星期二早晨,当卡利普坐回被报纸专栏淹没的书桌前时,他的心情不像前一天早上那样乐观。经过第一天的工作后,耶拉在他心里的形象已经改变,使得调查似乎失去了焦点。但是别无他法,他只能继续阅读从走廊柜子里取出的专栏和笔记,抽丝剥茧出耶拉和如梦的藏身处,因此当他坐下来阅读时,不禁有一种孤注一掷面对灾难的满足感。除此之外,待在一个充满快乐的童年回忆的房间里阅读耶拉的作品,远胜过坐在斯克西脏乱的办公室里,审阅为了保护房客对抗严苛房东所拟的契约,以及钢铁和地毯商彼此针锋相对的文件。虽说这由一场不幸引起,但他感觉到一股干劲,像是一个公务员被派往更好的位置处理更有兴趣的工作。
他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兴致勃勃地把手边的线索复习了一遍。他想起塞进门缝的《民族日报》里标题为“道歉和反讽”的专栏,几年前已经刊登过了,说明耶拉星期天没有交出新文章。这是该专栏第六次使用旧稿——档案夹中只剩下一到两篇备用稿。这意味着,假使耶拉不赶快生出一篇新作,那么他的专栏马上要开天窗了。过去二十五年的每一天,卡利普都以耶拉的专栏为生活揭开序幕,而耶拉无论生病或休假,也从不曾拖欠过任何一篇文章。因此,每当卡利普想到第二版上出现空白专栏的可能性时,总会感到浩劫即将来临的忧惧。这样的浩劫,让他联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
为了确保不错过任何可能自动送上门的线索,他把抵达公寓当晚拔掉的电话线再度接上。他回想自己与自称马海尔·伊金西的男人在电话中的对话,那人提到的“卡车谋杀案”和军事政变让卡利普想起耶拉过去几则专栏。他从盒子里拿出那些文章,仔细阅读之后又想到耶拉一些关于救世主的文句和段落。他花了好长时间,凭着印象和日期找出这些分散在各式各样文章中的段落,最后再次坐回书桌前时,他已经累得仿佛工作了一整天。
1960年代初期,耶拉试图利用他的专栏煽动军事政变,那时他一定记得自己在谈论鲁米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原则:一个专栏作家,若要让一大群读者接受某个概念,必须有办法重新修复读者记忆库里熟睡的回忆,再次搅动那逐渐腐朽而沉淀的思想残渣——像是黑海深处一艘艘沉船里的尸体。身为忠实的读者,卡利普期待通过阅读耶拉依此宗旨而写作的故事,搅动他记忆库里的沉渣,只不过,被激起的是他的想像力。
读着《武器的历史》中所提到的第十二个阿訇,在室内大市场里那些偷改秤盘刻度的银楼老板之间引起恐慌;被自己父亲宣称为救世主的教长,带领着库尔德族牧羊人和铁匠师傅,从堡垒发动攻击;一个洗碗工助手,梦中看见穆罕默德驾着一辆白色敞篷凯迪拉克驶过贝尤鲁的污泥石板路,从此之后他便声称自己为救世主,煽动妓女、吉普赛人、扒手、香烟小贩、擦鞋童和游民,起来反抗地头蛇和皮条客。卡利普眼前浮现这些场景,笼罩在砖红和橘黄的氤氲中,如同他自己的生命与梦境。还有一些故事,不仅开启他的想像力,也触动了他的记忆:关于猎人阿合迈的事迹,这个冒牌货,在自封为王储进而自立为王后,更自称为先知。读到这里,卡利普想起耶拉有天晚上——如梦在旁边微笑着,一如往常透过乐观而惺忪的睡眼望着他——思索着一个问题,若要设计一个“冒牌耶拉”,能够代替他写专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一个能够探入我记忆库里的人。”他这么说,听来奇怪。)卡利普猛地一阵惊恐,感觉自己正被拖进一场危险的游戏,等着他的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他再度检查耶拉的通讯簿,拿上头的姓名电话去对照市区电话簿。他找出两边不符合的,试打了几个电话:第一个打到拉雷利的一家塑料公司,他们制造洗碗盆、水桶、洗衣篮,只要提供模型给他们铸模,一星期内便能生产并运送出上千个各种颜色的任何物品。第二个电话是一个小孩接的,他告诉卡利普,他和妈妈、爸爸、奶奶一起住在这里。不,爸爸不在家。在话筒传到焦虑的妈妈手上之前,一个之前没提到的哥哥插话进来说,他们不会把名字告诉陌生人。“你是谁?你是谁?”紧慎而恐惧的妈妈说。“打错了。”
等卡利普看完耶拉在公车票和电影票根上的信手涂鸦后,已经是中午了。其中一些纸片上,耶拉艰难地写下他的观影心得,另一些上面则记下演员的名字。有的名字下面画了底线,卡利普猜不透原因何在。几张公车票上也写着姓名和文字:其中一张(十五库鲁的车票,显示它是1960年代发行的)上面,有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凑组成的脸。就这样,他阅读着票上的文字、影评、一些早年的专访(知名美国影星玛莉·马罗昨天来访!)、填字游戏的草稿、他随手捡选的读者来信,还有几张新闻剪报,内容是耶拉计划写的几件贝尤鲁凶杀案。大部分案件都大同小异:全都使用厨房的尖刀,全都发生在半夜;犯罪的原因除了当事人喝醉酒外,更是由于好勇斗狠的本性。报道中的强硬口吻反映出这样的道德观:“混黑道的人下场就是如此!”耶拉把报纸上的一些数据,拿来用在“伊斯坦布尔观光景点”(奇哈格、塔克西姆、拉雷利、古图路斯)专栏的几篇文章里,重新叙述凶杀案的故事。卡利普看到一系列“历史上的第一次”连载,想起土耳其第一本用拉丁字母编写的书籍,是在1928年,由教育图书社的发行人卡辛姆先生出版。这个人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知识性日历附时刻表》,一大本厚如砖头,让人每天撕下一页。每一页上面都印着——除了如梦最爱的每日菜单外,还有阿塔图克的格言,或是杰出的伊斯兰人物,或外国名人,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或波特佛里欧,以及轻松小语——一个钟面,指示当天各节祷告的时间。其中几张没撕掉的日历上头,耶拉在钟面上乱动了手脚,把指针画成圆脸上的尖鼻子或长胡须。这使得卡利普相信自己发现了一条新线索,赶紧拿出一张白纸记下来。吃午餐的时候(面包、奶酪、苹果),一股莫名的兴致让他开始翻笔记。
一本笔记本里,记载着两本翻译侦探小说的摘要(《金甲虫》和《第七封信》),以及一些密码和暗语,选自几本有关德国间谍和马其诺防线的书籍。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他看见一道颤抖的绿色钢珠笔笔迹。线条看起来有点像开罗、大马士革和伊斯坦布尔地图上的绿色墨水痕迹,又似乎有点像人脸,或是像花,也颇像曲折的溪流,蜿蜒滑过一片平原。卡利普跟随着不对称而无意义的曲线从第一页走到第四页,接着在第五页的地方解开了笔迹之谜。答案是有人把一只蚂蚁放在一张空白页的中央,然后拿一支绿色钢珠笔紧跟着焦急逃命的昆虫,在它身后留下凌乱的轨迹。来到第五页后,精疲力竭的蚂蚁绕着圈子,画出犹豫不决的轨迹,最后在纸张的中央,留下一具被人压扁的干尸。不知道这只倒霉的蚂蚁因为无力提供任何解答而被人处决,是多久以前的事?而这个奇怪的实验与鲁米的文章又是否有所关联?卡利普展开调查。在《玛斯那维》的第四部中,鲁米曾提到有一只蚂蚁爬过他的草稿:一开始,蚂蚁注意到阿拉伯字母中藏着水仙和百合花的影子,接着有一支笔创造出这片文字花园,接着有一只手引领这支笔,再接下来有一个智慧生物控制着这只手。“而最后,”耶拉在他的文章中补充,“它察觉到还有另一个至高的智慧,带领着这个智慧生物。”卡利普本想对照笔记和专栏的日期,从中建立一个合理的联结,但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只记录了伊斯坦布尔历史性大火的地点、日期以及所烧毁的木造房舍数目。
他读到耶拉的一篇文章,内容讲到在20世纪初期,有一个二手书商的学徒,趁挨家挨户推销的时候暗中耍阴谋。这位书商学徒每天搭小船往来城市各区,前往有钱人家的宅邸,把行囊里的特价书卖给后宫女眷、深居的隐士、工作繁重的职员和爱做梦的孩子。不过,他真正的顾客则是各地区的帕夏。由于阿布杜哈米提苏丹的限制令,这些官员被软禁在公府和自家宅院里,受到苏丹情报单位的监控。书商学徒向帕夏们(耶拉称之为“他的读者”)泄露胡儒非的秘密,以便教导他们如何解读他黏在这些书本里的文章。读到这里,卡利普感觉自己逐渐转变为另一个人,而这正是他想要的。这些秘密,他后来才发现,只不过是一本精简版的美国小说末尾出现的符号和关键词。当他们小的时候,某个星期六中午,耶拉曾经拿这本以远洋为背景的小说给如梦看。明白这点之后,卡利普确信自己绝对能够通过阅读,变成另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刻,电话响了,打来的人,当然了,就是上次那个家伙。
“很高兴你把电话线接回去了,耶拉先生!”他说,声音听起来像是过了中年的人。“眼前有这么可怕的情况迫在眉睫,我压根儿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与城市和国家脱节。”
“你查到电话簿的第几页了?”
“我很认真在找,但比预期的要花时间。查电话号码查太久,会让人胡思乱想起来。我在里面看到了魔法配方、几何对称、重复排列、矩阵变化以及数字的各种形状,这拖慢了我的速度。”
“也有脸吗?”
“是的,不过你的那些脸孔是由某些数字的排列组合而来的。数字不见得都会说话,有时它们沉默无语。有时候我依稀感到4想要告诉我什么,一长串的4,一个接着一个。一开始先是两个两个一组,接着它们不见了,整排换到下一列去,现在变成了16。然后,7取代了它们空出的位置,依循同样井然有序的音调低声呢喃。我想说服自己一切只是巧合,没有意义,可是你看,帖木儿·巴耶塞特的电话号码140-22-40,难道不会让你联想到1402年帖木儿大帝和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之间的安卡拉战役?以及接下来,野蛮的帖木儿赢得胜利后,抓走了巴耶塞特的妻子,纳入自己后宫?电话簿活生生地展现了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历史!我不禁沉迷其中,忘了找你的地址这件事。但我知道你是惟一能够阻止这场大阴谋的人。他们蓄势待发,箭在弦上,而你就是那根紧绷的弓弦,耶拉先生,惟有你阻止得了这场军事政变!”
“怎么说?”
“上次在电话中,我并没有告诉你,他们误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救世主身上,徒劳地等待着他的降临。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士兵,读过几篇你早年写的文章,并且深信不疑,就像我一样。试着回想一下你自己在1961年时写的几篇专栏,回忆一下你谈论‘审判长’的赞诗,以及你的一些影评,还有你那篇高傲文章中的结论,你在里面畅谈为什么你不相信全国乐透彩券上的幸福家庭肖像(妈妈打毛线,爸爸看报纸——或许是读你的专栏——儿子念书,奶奶和猫咪坐在炉火旁打瞌睡:假如每个人都这么该死的幸福美满,假如大家都像我的家庭一样,那么为什么乐透彩券会卖得这么好?)。当时,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批评家庭伦理剧?这些影片为数不清的人带来无数的乐趣,或多或少替大家表达了心声,但你所看到的,却是其中的布景、梳妆台上的古龙水瓶、久未弹奏而结满蛛网的钢琴上成排的照片、塞在镜框周围的明信片,以及家庭收音机上熟睡的小狗雕像。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