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卯红了脸,一扭头,便不再理我。
我并不在意,自得其乐地吃西瓜。
西瓜好啊,外面是西瓜翠衣,可以解暑湿,里面是西瓜瓤,是天然的白虎汤,解暑清热。吃多了还不会伤胃,最多几泡稀屎,几泡清尿,蹲在厕所,轻呼一声,从腹部到屁股,稍稍一挣,毫不费力,屎尿横出,灌在马桶嘴里,顺着下水道进入太平洋。顶多二十分钟,擦完屁股,抖擞精神,就能浑身清爽,比去厕所前要快活似神仙。
南京的西瓜太贵,就拿我吃的这个说,一块五一斤,一个半盆大的西瓜要二十多块,一天吃一个,一个月就是六百多块钱,我吃不起。天津的西瓜比这儿便宜的多,这个季节的西瓜七毛,甚至五毛一斤,同等大小只要几块钱,吃一个月,也不过二百多点,划算!抛开划算不谈,还比南京的好吃,汁多味甜,皮薄瓤多,吃得爽快。尽管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论西瓜,还是新疆的最好吃,但我依然觉得天津的瓜最好,因为天津的瓜就在嘴边,新疆的瓜遥不可及。
作者有话要说: 每天晚上八点左右更新,谢谢大家捧场。 大家随意留言。 涉及敏感词汇只好换了个错别字
☆、天津 二
天津,名字源于天子津渡,十五世纪伊始,明朝时候建立,掰指头算,总共五百年历史,在全国城市里算不上年代久远。说起它的历史,前四百年被埋没,后一百年光芒万丈,活跃度隐隐盖过当时大清朝首都北京。到了现代,北京在它旁边,跟它抢地盘,抢资源,抢人才,能抢的都抢,不能抢的也抢,比如天津的相声被北京抢到了二环,叫做“德云社”。
天津人爱侃,见人就侃,逢人便笑,甭管你是男是女,是敌是友,见面总要笑,然后先说一顿有的没的,真的假的,再谈正事。
我第一次到天津,落脚的地方是天津南站,离学校二十公里远,坐上出租车需要直走转弯、直走转弯,反反复复二十遍,然后绕一圈立交桥,下桥后一路向东,往旭日升起的地方驶去。
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黑色的长袖衬衫,卡其色的五分大裤衩,鞋没脱,因为他根本没穿鞋出门。他的大脚丫在脚趾缝间摩擦来,摩擦去,跟研墨似的。墨水乌黑发亮,稠厚黏腻,跟他搓脚搓出的炎性渗出液一个模样。但是前者墨香四溢,与刚刚发到手上的书本清澈的香气如出一辙,后者是臭的,苍蝇蚊子最喜欢这个味道,比起屎尿,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是万千逢人便侃的天津人之一,我们一上车,就唠叨不停,天南海北,他无所不知,初到天津的我,觉得他比军统的戴笠还要牛逼。
我爸坐着副驾驶上听他乱侃,突然问道:“天津的房价多少啊,师傅?”
“七八千一平,哎,你不知道前两年房价涨得飞快,这两年突然就不涨了,几套房子握在手上,抛不出去,真是苦啊。”
“怎么就七八千,天津就在北京旁边,房价怎么这么低?”
“就是因为他奶奶的北京在旁边,天津发展不了,所以房价上不去啊。”
就这两句对话,我爸便决定不在南京帮我买房,留钱等我毕业,兴许我会待在天津。
实际上天津的房价不比南京低,一万好几,两万出头,再正常不过,可是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而一年之后,南京的房价又水涨船高,涨了几千,于是我连个六十平的小户都买不起了。正是因为这个,我一直觉得,天津的出租车司机骗了我一百万。
学校是建校五十八年的小大学,在天津大学旁边,乍一看就像是破旧工厂的聚集区,东边一个梁思成设计的学院,是人文管理的,叫做东院,然而不是我们的,只是租借来的。
我向来觉得时间是个比戏剧里曹操还要奸诈的小人,他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使出一切伎俩,把世界玩得团团转。一百年前,租借是个好词,香港是英国的租借地,所以英国是老大,一百年后,租借成了坏词,东院是我们的租借地,所以我们是寄人篱下。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叫做玉泉路,玉泉路旁有一个小区叫做玉皇里,所以,这条路也可以叫做黄泉路。我们这些学医的生里来死里去,走在黄泉路,比走在玉泉路上要更符合我们的身份。
玉皇里是个好地方,出门左走二十米是个派出所,我酒喝大的时候认错路,闯进去过,里面没有监狱,只有几间办公室,标号101、102、103,二楼三楼以此类推。我酒醉得厉害,在101旁边的台子上撒了一泡骚味冲天的啤酒尿,然后写上“到此一游。”我喝大了,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只好画了一张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的自画像。
所幸,我没有被抓。
玉皇里里面有健身的、买卖的、聊天的、休息的地方,我在这里养猫、遛狗、喝酒、撒泼、打架、骂人、恋爱、分手···嘛都干过,现在它那儿的告示栏上还插着我塞进去的瓶盖儿。
那个一米长的大石凳左边是花坛,上面杂草丛生,那些我道不出名字的杂草长得比人高。右边是铜像,雕刻的东西我认不出来,不是我才疏学浅,而是它真的啥也不像。前后挨着墙,形成一个天然的盲区,三更半夜,我们在这里想干嘛就干嘛。
就在这个石凳上,竹芯靠在我身上,贴紧了,紧得密不透风。
“远志,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喜欢。”我说。
“走心的,还是走肾的?”
“都走!不然就心肾不交了!”
“我看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