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山西有娘子关,外面的不能进来,里面的不能出去,现在我已进来了……这次演讲之后,山西大学的文法科学生很多都转学到北大去读了。那时国立大学还只有三个,山西大学也是国立的。国立的山西大学学生要求转到北京大学来,当然可以的。哪知这么一来,山西大学文法科的学生差不多都空了,所以阎锡山在二十年后还不曾忘却这件事……张庆恩(山西人)听到这里,说:“山西从先生讲演之后,山西大学文法科没有学生了,后来是出钱请人来读的。那些转学北大毕业后,回到山西的学生,在地方上办教育,做了不少事。都是先生的学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10月19日,###、北大、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举办——庆祝六十寿诞###。胡适出席,并为蔡元培校长祝词口译成英语。
——11月14日,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作《思想之派别》演讲,共8次。均为胡适翻译。亦收入《杜威五大演讲》集子中。
——12月17日,杜威在北大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胡适翻译。
——1919年岁末,胡适陪杜威去山东作学术演讲。12月29日,杜威在济南作《新人生观》演讲,胡适翻译。是日夜,济南中小学教师招待杜威一行,山东省教育厅长袁道冲发言中表示不满杜威教育论点,胡适当场反驳。
——1920年1月2日,胡适陪同杜威到天津。杜威演讲《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胡适翻译。3日,胡适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作《非个人主义的新生观》演讲。
——1月20日,北京,杜威在中国大学作《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演讲,胡适翻译。胡适也许并不知晓,迭次登坛翻译杜威演说,实际上是起到展现自己年轻风采的效果。胡适哥大同学赵元任的未婚妻杨步伟听了杜威演说后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
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乃至见了胡适面,大胆地直言“去听了讲(杜威演说)是因为去瞻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至此,胡适应该恍然大悟了。
——1921年6月初,北京(因教育经费请愿)###中北大教授马叙伦遭军警毒打致伤,住首善医院。为摆脱被监视,胡适请杜威协助将马转住美国医院。杜威答应去办。
——6月30日,杜威夫妇将返国。上午,北大举行欢送会,胡适代表北大作欢送演说。演说云,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什么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结论,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自己去解决一切特别问题。他的方法分两步走:一,历史的方法;二,实验的方法。杜威先生虽去,他的方法影响永远存在。下午,在来今雨轩北大等五团体(北大、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公饯杜威。胡适为五团体主席范源濂致欢送词作翻译,又代表北大致欢送词,先英语,后又自译汉语。梁启超代表新学会在会上致词(由赵元任译成英语)。杜威、杜夫人、杜女公子均在会上热情致词,都由胡适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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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个大学三个专业。英语演说家。杜威门生(7)
——杜威返国前夕,7月5日,胡适偕妻冬秀、子祖望到杜威家话别,并在他家吃中饭。
——7月10日,胡适与杜威到荣光照相馆合影留念。作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刊《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年7月10日)。
——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启程返国。胡适偕长子胡祖望(2岁)到火车站惜别送行。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动情地写道——
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送别的人甚多。我带了祖儿去送他们。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感情。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
这篇日记的手稿本中,附贴有发表该日《晨报》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剪报。剪报下,胡适又写道——
中国真懂得杜威先生的哲学的人,实在不多,故我很想使大家注重这一个真正有益的一点——方法。
这个“方法”,即是“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尤其后者,胡适说,从具体事务下手,
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这是胡适一生奉行并加以发展的“实验主义”。胡适称,实验是
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对恩师的怀念,也可以说是终身的。逝世前两个多月,1961年12月5日,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聊起杜威先生的健康与高寿得益于太太的精心照顾(胡适说“招呼”),他说——
杜威先生第一次的太太是患神经分裂病,躺在床上医了几年才死的。第二次结婚,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年纪轻,也很有钱。这位太太招呼好,夏天,陪他到凉爽的地方去避暑;冬天,陪他到暖和的地方去过冬。一个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分开了,不能常在他的身旁,全靠太太招呼的。杜威先生八十###还开过一次刀,是前列腺的毛病;不开刀,将会影响大小便的闭塞。那次开刀是很危险的。杜威先生一直到死时,他的脑筋仍旧是很清楚的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2月6日)
杜威早胡适10年归天,活到93岁,比胡适多活了22年。不过他们暮年都思路敏捷,脑筋清晰,可惜胡适的生活背景远不如他的恩师。因为他的太太忙于“战方城”,直到丈夫1961年2月心脏病复发,再次住医院后8个月,她才由美国返台北,与丈夫团聚,然而才4个月,便永诀了。
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1)
拂去偏见的积尘,我们心平气和,将历史册页翻到90年前的1月1日,看到了《新青年》杂志2卷5号刊登了胡适寄自太平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可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再看,主编陈独秀紧接在下一期(2卷6号)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文学革命论》,“为吾友之声振”,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所以说,首先呼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接过这个口号而擎起这面大旗的则是陈独秀。但是“首举义旗”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着胡适身家命运和身后历史地位。我们实在有必要了解下胡适“文学革命”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