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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可是，事物发展的方向不是我们的这种想象，道教走向了被统治集团利用的道路，而且在这条路上只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为了让人们相信上天的存在，它只有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创造神，对上苍的迷惑只有从创造上天神开始。同时也就掀起了道家和儒家的造神运动。这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造神运动。

到了东汉，佛教从西方传入我国，封建君主对佛教的崇拜不亚于对道教思想的领会。但是，佛在初入我国时神也很少，这不符合封建君主的需求，为了达到封建帝王同志的需求，佛教也无奈地加入了造神运动。肯定，道教和儒教更不会甘于落后。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造神运动，起因其实就是道教与佛教的统治地位的争夺，儒教是不甘心与政治无缘。

往后；中国的造神运动又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进行，还有一次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推动下进行的．两次造神运动的目的不同，但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都是一样，那就是多得数也数不清的神．但是，通过这两次的造神运动，却把外来的文化与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彻底地融合了，即实现了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

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石窟文化带给我们的信息进行推断．在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中我们发现佛教神的单一，在整个石窟中仅有释加牟呢的像，与印度的佛教基本一致；而在莫高石窟中，由于它经历了东汉至前清的漫长历史，由于明代对嘉峪关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统治，明代的造神运动对它居然没有一点影响，很少出现明清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留影；龙门石窟却是典型的唐代造神运动的产物，且不说最大的佛像是仿武则天的尊容，就连很小的佛像都显示出唐代的臃肿与华贵；产生于明代后期的石窟，多的是西游记中人物，像陇南的水濂洞．同时，现存的大量寺院，佛得脚下总能找到这师徒四人的踪迹．而且，在莫高石窟中我们会发现，最早的石窟就连观音都是男神，还留着两嘬小胡子，稍后一点的就出现了女身，产于唐代的石窟，观音就变成了武则天．唐代的这位女皇，虽然准确评价她的功绩，可以说不亚于任何一位男人做的皇帝，但在造神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道家思想归于一处就是＂道之道，非常道；名之名，非常名＂．在道家思想产生的春秋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处在萌芽状态，在那个时候以什么求生存？以什么求生立命？几乎没有．靠法律？法律本来就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制约工具．但＂刑不上大夫＂，刑只能用来对付平民．靠民主吗？哪个社会从来不讲民主，统治者要你死，你就的死；要你活，你才能活；能然你活在世上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靠神灵天帝吗？不行．神灵天帝已经被＂正名＂和祖宗神了．说来说去，还是先向祖宗叩首．而且，道家在造神运动中产生的神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又没有什么架子，想用随手拿来，不用随脚踢开．如此而已，何乐而不为？

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这是作为文明古国的最起码的象征。其实，这样崇拜不是我国古代人特有的，应该是世界人民共享的，忘记祖宗本来就是忘记自己生存的根本。就连美国，这样一个以外来民族为主的国家里，对祖宗的崇拜一直延续着。所以，对祖宗的崇拜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是联系血脉的基础。道家的祖宗崇拜也是一样，是为了延续民族的根。但是，自汉武帝以后，道教对祖宗的崇拜超越了民族，它连接了一个文化，一种共同生活的根，为封建君主寻找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

道教追崇的神其实不是神，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它创造的玉皇大帝完全赋予了人的思想，它有喜怒哀乐，它更有家庭生活，不过他的家庭更像封建帝王的家庭生活，但有完全没有向封建帝王家庭一样。这是因为，道教在创造神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了普通人的生活，它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神更多地传递统治理论和思想，这样就能更加让普通人接受自己的神，它的理论才更加充分的体现民族情结。这与佛教、###教、天主教等教派的思想不谋而合，也与这些教派能与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不谋而合，也与教派思想的流传理论不谋而合——毕竟它们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但是，道教与其他教派比较，它崇拜的神比较滥，当然这是中国特色，不过希腊的神也比较多，而且希腊的神除去它们能上天入地外，也和道教的神一样，更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文明古国，创造神其实就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给道教一个很不错的台阶——道教存在神的问题并不是它自身的错，并不能代表道教因为有了神而便成唯心的教派，道教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理论的缔造者。这是因为，道教自始自终坚持发展研究事物发展规律为主的，哪怕有一段时间它走向了研究药黄学术，它毕竟是纯洁的，就是在药黄阶段她对世界物理、化学、药理、天文等学科的贡献也是巨大。

道教自汉代以后基本退出了对政治的参与，这不是谁对它施加了什么压力，更不是他的理论对政治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它的传统就是坚持唯物理论，是因为封建统治集团对它是有爱有恨，再加上此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河西走两于道教的合并（在河西走廊和尚即是道士，这个可能谁也不会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道教离开政坛后，可以说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王朝的政权，这个角度就是在造神运动中出现的神。神在我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神既是道教的产物，又不是道教的产物，这是因为神是统治需要得产物。但道教中的神却是任何人都无法说清的，道教崇拜的神到底有多少，我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三类：祖宗神（祖宗鬼或祖宗妖）、动物神（动物鬼或动物妖）、植物神（植物鬼或植物妖）。在道教中他们崇拜祖宗神，但是祖宗神与动物神、植物神是一样对待的，同时，鬼和妖只要需要就能变成神，这一点是任何教派到无法做到的，唯有道教这样认为。也就是说，在道教中人、动物、植物是平等的，都赋予了生命的神奇，都给与生命的尊重。

在我国，道教能做到与他教派的融合与交汇，在河西走廊道士就是和尚，祛神弄鬼全然就是一家人。当然，河西走廊的这种情形在其他地方是很难看到的，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风情决定的，是任何地方到无法做到的。前边我提到过，河西走廊应该是中国道教的圣地所在，但是，在三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河西走廊几度被中原王朝丢失，成为独立的封建地主阶级集团的领土。而，中国流传的佛教正是从河西走廊传入，佛教要融入中国的政治生涯，必然要学习道教，学习什么？学习神的融合是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这样即使河西走廊被中原王朝丢失，其根本的思想依然存在。所以，在河西走廊才有凉州会盟的壮举。

人是不可能不死的，这是定律，但人活着其实就是与大自然、与自己的争斗，道教很相信这一点。道教其实也就抓住了这一点，从心理的角度寻找一个切入点，封建君主不是要长寿吗？普通人难道就不需要长生不老？其实大家到一样，不过封建帝王的需求愿望更盛一些，就连对自家的称呼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世上真有万岁吗？道家其实心里也很明白，但道家有延年益寿的办法，这种方法对封建帝王是很没用的，因为在封建帝王周围还有许多眼睛在观望，希望他死得快一些、早一些，这样就能重新建立新的平衡点，如此言来，封建帝王可怜啊！

在我国历史的演变中，道教做到了明哲保身，他以清欲为修行的根本，不像佛教以禁欲为生存之源。虽然，佛教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可谓是风光无限，但因来的灭顶之灾也真不少，不像道教，坚持以西安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至今，中国并不一定人人是佛教信徒，但一定是道教信徒。不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长过程中没敬过神的很少很少，因为道教让神不会成为你生活的负担，让你觉得神有用你既可拿来一用，当你觉得神没用是你尽可放开它，“举头三尺有神灵”吗。

半部论语与半吊子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让于丹一夜之间成了名人，虽然于丹的《论语心得》让我看来有调侃的成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孔子的脚步渐渐与我们远去的时候，于丹这样来调侃孔子却起到很好的结果。《论语》不是孔子的主要著作，但是它却是孔子创造的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春秋开始，《论语》基本就可以与孔子画等号，这是因为《论语》记录的是孔子与他的弟子们的生活和语言交流，这样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孔子理论的精髓。于丹的调侃我认为来自她对孔子的崇拜，也就是说她是仰视孔子的，孔子需要这样的情形出现吗？当儒教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宗教后，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教育方式孔子认同吗？既然于丹教授是以宋代开国丞相赵普为开始，我也只好从这儿开始了，但绝对不会遵循于丹的路。

《论语》是为了创造贵族的食客为其主要思路的理论，孔子在它的著作中把这样的一种人称之为“士”或“君子”。赵匡义的拜把兄弟赵普可以说是孔子理论成就的佼佼者，还有一位是民国初年的袁世凯，还有一位就是孔子的外国学生涩泽容一。为什么这样来说？赵普开拓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历史先河，同时也把以《论语》为其中主要内容的儒教学派创造成政教合一的体系，儒家思想从此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管理方针，而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内容，真正与国家的统治相联系在一起，成为一门宗教，虽然此时距离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的创建已经有了1000多年，与世界上最早的宗教佛教产生已经距离了1500多年，但毕竟儒家终于登上了历史最高峰，这种大好形势可能孔子在睡梦中也会发笑的。袁世凯的成就虽然没有赵普创造的成就那样辉煌，但我认为确实可以说说的人物，因为他在儒家思想的浓厚熏陶下成就了他的《厚黑学》，即使《厚黑学》不是他写成文字的，但确实是他将儒教思想发挥到另一个高度，而且也成为自他以后的后来者学习的榜样，毕竟只有他成就了皇帝梦想，而且还兼具了儒学宗师的身份，这样的地位能不让后来人羡慕吗？我不知道孔子在天庭里怎样来看待他的这位徒孙，孔子只会会心地笑吧。涩泽容一就更加聪明了，这位在1871年率领日本访欧洲使团的团长，作为孔子的一名留学生，他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应运到经济领域，更是让孔子在天堂大开眼界，“儒家思想会与商业挂钩？”孔子摇摇头，百思不得其解，但涩泽容一就是一手拿着一部《论语》，一手拿着算盘创造了日本商业界的奇迹。毕竟孔子是不讲究聚敛财富的。

其实，我说了这样多还没有涉及到孔子，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就无奈的离开了他眷恋的大地，就在赵普将孔子的理论立为宋代的治国之本的时候，孔子的骨头都早已敲了锣了。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享年72个春秋，那时的中国历史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春秋”，战争的主要武器是“战车”，这是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发明，据说还有高超的制作技术，但我们的先人们到战车被历史的车轮淘汰也没有想到战车也可以装上一两个前轮进行导向，也没有想到用其他动力来推动自己的战车前进。这是闲话，反正，在孔子死后的两千多年后，欧洲人发明了汽车。孔子的家族是周王朝末年的贵族，世代侍奉鲁国贵族，也就是说孔子的先辈们是一个千乘之国的臣子，到孔丘老先生手中家族已经没落了，而此时距离韩、赵、魏瓜分晋国土地也不过150年，也就是说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各路诸侯为了称霸中原的理想而进行黑天昏地厮杀的时间。“国富民强”正是各路诸侯的梦想，而在它的祖国的北面就是因为“因其俗，简其礼”而成把中原的齐国，本来，孔丘最开始的想法是改良齐国的统治思想，在他三十岁的时候，齐景公和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宴婴来到鲁国，并问孔子：“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三十五岁时，孔子来到齐国，拜见齐景公，但齐景公对他的思想并不感兴趣，他只好为他的政治理想奔走四方。作为当时称霸诸侯的齐景公为啥不用孔子的思想？原因其实很简单：“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货，不可以为国。”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当时的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实行的是移风易俗、鼓励经商的办法，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最为发达的国家，而按照孔子的厚葬崇祖的习惯势必会把商业需要的原始积累全部花费掉，而这恰恰是商业经济的大忌，并且孔子作为鲁国人，他的思想连经济并不发达的鲁国尚且不采用，更何况一心想要长久称霸中原的齐国？

孔子也很郁闷，他心中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国君找孔子去做傧相接待贵宾，孔子神情变得庄重起来，走路也快起来，他向两旁的人作辑，以上随着前后摆动，但整齐不乱，他从中庭快步向前走，姿势就像鸟儿张开了翅膀一样。贵宾告辞后，他以定向君主汇报说：‘客人已经走远了。’”《论语—乡党3》这样一位小有恩惠便沾沾自喜的人，虽然在当时的他的名字传遍全部诸侯国家，但是就连没有政治抱负的鲁昭公都不会启用，更何况其他诸侯君主。孔子到底有怎样的能耐？让诸侯王国即爱他又不愿启用他。

让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寻找一下答案吧。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宗教式等级观念还没有打破，而且，这种等级观念在萨瞒文化的残骸下，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如何实现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是被各位诸侯认定的最直接的目标，社会暂时还不需要新的等级制度，即使这种等级制度是维持贵族统治的基础，但发展经济是每一位诸侯王召开会议时议论的前提，没有经济的发展又怎样好的社会等级又能怎样？也###天这些诸侯王连王位都无法保留，何言贵族统治？可见，当时孔子提出的宗教等级统治思想是不适应历史条件的。这也许这就是法家思想创始人“商鞅”之所以能让秦孝公下定决心烧毁《诗》《书》的具体原因。我不妨暂时作这样一个结论：“孔子在儒家思想里其实就像一个才出生的婴儿的心脏。”到底我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考据，那样毕竟是无谓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到底有没有“倨傲自顺”的意识？这也许是自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继承人探寻的一件大事。孔子教书育人的思想是近代大国崛起的一个公开秘密，就连我们国家不是也在学习这一点吗？孔子教书育人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平易近人，保留求学者的独立的观点和意识，教者只是引导这种观点和意识。这种教育思想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他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