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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雨（宁波）路。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淤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至7月初，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8月19日，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井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彼、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10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并调整了部署：以第3、第4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5支队分散游击，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10月初，第3、第4支队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5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工作，并争取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5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1943年反“清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四节　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一、东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第5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开始分别开辟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为避免硬拼而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50余人（含击毙日军营长长濑），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

6～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6月17日，驻宝安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进犯。第5大队1个中队在游松设伏，18日伏击由梅林坳、望天湖而来的日军，日军不支，逃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迫敌撤退。8月15、16、18日，日军备以三四百人的兵力，连续三次进犯阳台山，均被击退。

1941年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军不断进犯大岭山、阳台山，10月，大岭山被侵占。第3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一部分到阳台山与第5大队会合，一部分由大队长曾生带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11年4月，以从第3、第5大队抽调出的20余名干部战士为基础，新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郭大同仔政治委员，开辟广州外围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到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时的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第3大队从成立时的70余人发展到800余人，第5大队由30余人发展到600余人，新成立的增从番大队也从5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此外，武装民兵达1000余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华南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在香港，12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港）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立即与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研究营救工作，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际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武工队员首先把这批人上分批由香港送到九龙交通站。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邹韬奋、戈主权等数十人离开九龙市区，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被抢救出来，此外，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个人，国际友人近100人也被抢救出来，安全回到大后方。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1942年1月由香港到达东江地区，从1月到4月都在东江地区检查和指导工作，期间，他在阳台山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部队编为港九大队。

1942年，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除了日伪军进攻外，国民党顽军第187师等部5000余人从1942年4月直到年底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特别是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阳台山、大岭山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被压缩在东莞、太平、宝安公路以西、珠江之间的狭长平原一带，肯水为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惠阳大队于1942年4月19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5月上旬，袭击了日军沙头角哨所和营房，并在沙头角至盐田之间的九径口阻击出犯之敌，击毙日军10余人。5月14日，驻横岗的日军出动近巨人经铜锣径到碧岭抢掠粮草，惠阳大队在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亲人，毙战马30余匹。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袭扰日军，曾炸毁九龙铁桥，并惩办汉奸、特务，消灭土匪，打击了日伪气焰，保卫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港九大队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以打击日军“海上挺进队”。

8月15日，海上游击队首战大鹏湾黄竹角海面的日军“海上挺进队”，经两小时战斗，击毁敌机帆船3艘。接着，他们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截获数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船。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积极出击日伪。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于5月2日夜袭宝安福永伪军据点，全歼伪军60余人。5月26日袭击沙井伪军，毙伤俘伪军70余人。7月19日夜袭乌石岩东北伪据点公明圩，迫使伪军撤走，从而使东芜、宝安广九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26日，夜袭黄松岗伪军麦永中队，俘伪军28人，12名伪军投诚，残酷迫害民众号称“麦老虎”的伪中队长麦永被击毙。此外，第3大队、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独立第2大队等亦积极出击日伪，取得了重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1943年l～11月，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步枪500余支；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日军为了发挥香港和广州两个中转站的作用，1943年11月1日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并占领了广九铁路；第二阶段，为巩固对广九铁路的占领。从11月18日开始，日伪军9000余人，对广九铁路西侧的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11月18日晨，日伪军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出动，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围攻大岭山区，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余公里的大岭山区。抗日游击总队坚持到黄昏后分三路突围，转入外线斗争。日军包围扑空，对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烧杀抢掠后，不得不停止“扫荡”。此后，主力大队返回宝安阳台山，第3大队仍在东芜地区坚持斗争。日军接着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1月22日、12月4日先后备以500余人的兵力进犯，均被击退。此后，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1943年12月2日，在惠宝人民抗日总队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5、惠阳、宝安、港九、护航等7个大队。

二、珠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冬，日、伪军3000余人“扫荡”番禹南部大石、沙湾地区，吴勤领导的广游2支队转向顺德，以西海力中心开展活动。1941年上半年，部队整编为1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共约200人。同时，在西海成立了南（海）番（禺）顺（德）抗日自治委员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游杂武装共同抗日。

1941年夏季开始，日军以伪军李朗基部2000余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古坝、碧江等地，对西海形成包围。西海地区是平原水网地带，回旋余地小，不利长期坚持。为打破日伪包围，7月底，中共南顺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从广游2支队抽调一部，转入中山县五桂山，与当地抗日武装谭桂明部结合，开辟五桂山根据地，以与西海相互呼应，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0月5日、15日，伪军对西海进行两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广游3支队击退。10月17日晨，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大举进犯，广游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西海既设工事阻击与消耗敌人，下午趁敌疲惫、准备后撤时，集中兵力突然实施反击，伪军陷入包围，争相逃命，被击毙击伤和落水溺死者甚多，残敌逃回原据点。此战，被称为“西海大捷”，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缴枪300余支（大部分轻重武器被伪军逃跑时丢进水里，无法打捞）。

1941年底，日伪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将西海的房屋烧掉70％以上，广游2支队及时转到外线，使日伪消灭游击队主力的企图落空。此后，日伪从禹南、大良等地抽兵，再次对西海形成包围和封锁。日伪策动与广游2支队保持统一战线关系的林小亚部，于1042年5月7日暗杀了广游2支队司令吴勤。吴勤牺牲后，林铭云接任广游2支队司令员，中共广东省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此后，广游2支队为扭转局面曾主动向敌进击，并攻占若干敌伪据点，但终未能打破日伪的包围与封锁。至10月，西海周围村庄大部被敌侵占，形势急转直下，11月，广游2支队除留少数人员在西海坚持斗争外，主力被迫撤出西海，分向禺南、南番顺边、中山转移，分散活动。

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则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汇合后共同斗争，到1943年初，部队发展到300余人。

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委、军政委员会在九龙沙头角乌胶腾村召开会议。会后罗范群回到珠江三角洲后，于4月在禺南召开珠江区高千会议，成立珠江指挥部，以林锵云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并确定重点开辟中山五桂山根据地，以五桂山根据地为中心向平原发展，10月间，由于五桂山根据地已基本巩固，而珠江指挥部在禺南的秘密活动中心业已暴露，珠江指挥部乃迁至五桂山。到1944年1月，中山五桂山根据他的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为统一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领导，1月23日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三、海南岛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保7团团长李春浓率保7团及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中共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领导机关驻地澄迈县东南美合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恃委、独立总队被迫退出美合，东返琼山、文昌老区，并反击了顽军的新进攻，但受到相当的损失。在对顽军斗争的同时，独立总队积极对日伪作战。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上设伏击毁由美德村开出的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战给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以有力打击，翌日夜间敌仓皇由美德村撤退。

1941年5～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经过一年的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恢复和发展到年底的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据点大量增派兵力，同时派部队深入琼文根据地内修筑公路和据点，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独立总队在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