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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意违检刊登？以后关于此类故意损害我军誉之新闻，务须彻底检查，如报纸违检刊登，并应切实执行处分，切勿玩踪为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新华日报》仅一个月被禁止刊登和删改的言论与消息竟达33篇之多。他们不准宣传抗日，禁止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斗消息，甚至连“百团大战”、“延安边区”等字样都“绝对禁止登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许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进步报刊被查禁。仅在1941年到1942年之内，就被查禁1400多种。

邹韬奋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生活书店的分店和支店，全部被非法搜查，强行封闭。为了粉饰太平，连各地灾荒消息也被禁止登载。

第三，控制舆论，垄断新闻。国民党军通过特务组织，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报刊。《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扫荡简报》等各大报都掌握在CC　和复兴社特务手里。他们还强迫收买进步报刊，如CC　曾以13万元收买上海《立报》，迁至香港，加以人事变动，取消了它的进步性。对拒绝收买的则用打砸抢的办法加以摧毁，成都的《华西日报》被纵火焚烧。

另外，训练大批特务记者，分配到各地报社，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国民党的中央社垄断一切新闻消息，国统区的所有报纸必须登载该社的稿件，而解放区的消息特别是抗日情况一律不准报导。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逆流下，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喧嚣一时。战国策派宣扬莫管正义不正义的谬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蒋介石的独裁主义辩护。张铁君写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狂妄地提出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解散共产党。陶百川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在民主义，胡说马列主义没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等等。

国民党在对进步报刊查封的同时，还迫害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成都《时事新刊》被封后，记者李亚凡被枪杀，原《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和文化界的人士广交朋友，支持他们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