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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她从小在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家庭里长大。她的父亲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她的母亲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是她的榜样。“我想做最好的妻子”，她说。为了加里能够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他们搬到了剑桥。她为了养家，出去教授音乐。晚上，她为他打印论文。过了一些年，当加里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她在家收拾房间，驾驶汽车，招待他的职员。在第一个女儿出生的8天后，她丈夫打电话回来说有12个人来吃晚饭。她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对她说：“正好凑巧了。”　　她丈夫步步升迁，最终成为通用电气金融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Services）的总经理，在这个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因为家务琐事令他烦心，比方说让他打电话找工人来修水管或者是让他照看生病的孩子。她的责任包括消除任何一种有可能让她的丈夫感到苦恼的压力。她经常陪他参加商业旅行，总是亲自就公司的一些具体事务做一些事先的工作。“尽管没有人付我薪水，我其实象征着这个公司”，她说：“加里地位显赫，处理着与生意有关的事情，但是我更具亲和力。他总是记不住人名。我能做到。我们各自有不同的任务。”　　在洛纳·温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居家妻子是一笔商业财富。她的谈话让我想起1954年上映的喜剧《女人的世界》（Woman’s　World），这部片子由佛瑞德·麦克默里（Fred　McMurray）和劳伦·巴考尔（Lauren　Bacall）主演。情节很简单：一个正在为公司寻找总经理人选的人，决定通过观察哪位候选人的妻子最适合担任经理妻子的角色来做最后的决定。为此，他邀请三位入围人选带着他们的妻子到纽约度周末。“如果一个妻子太过坦率，不能和公司的利益结为一体，她将会阻碍丈夫的升迁”，温特说：“如果你的丈夫位置很高，你在家里能说的事情在公共场合不见得能说。”　　她看到丈夫同事的妻子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成为“希拉里式的妻子”——这是1994年《华尔街日报》在提到注重事业的女性时用的一个充满了嘲弄色彩的名词。“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进入职业领域”，她说：“这就意味着她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参加丈夫公司的活动，人们会说‘啊，他再不会升得那么快了’。或者他们会说‘她不在乎丈夫的升迁，因为她自己已经有了工作。啊，这将会伤害他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2）

他们的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后，温特感到自己的内心很不平衡。她参加了几次拓展训练营组织的野外探险活动，并开始积极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当她丈夫的商业旅行与一场音乐会冲突的时候，她会拒绝陪他一起去。他开始抱怨她。1995年12月，他向她提出了离婚。后来洛纳·温特在提到丈夫的这一要求时说这是结束他们婚姻的“单方面决定”，是“用钱逼她走人”。然而，惯例很难被打破。在他表示自己想结束婚姻后的一个星期，她还是以女主人的身份为他的同事们举办了一场要求穿半正式礼服的圣诞晚会。　　当她的丈夫提出给她800万美元的赡养费时，洛纳·温特勃然大怒。她曾经管理过家庭财政，知道他们的财产接近10000万美元，也就是说她丈夫给她的还不到其中的10％。在她提出的“平等分配”中，至少在理论上她应该得到一半财产。但是温特夫妇生活在康涅狄格州，这里和美国的大多数州一样，由法官决定财产如何分配算作公平。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财产不超过1000万美元，夫妻双方将平均分配。然而法庭没有采用平等分配的原则，而是依据旧式的“他赚的就归他所有”对财产进行了裁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偏见正在媒体中慢慢滋长，在报道巨额的离婚案子时，夫妻所拥有的财产经常被说成是“丈夫的财产”。结果就是那些富豪的妻子到最后得到的财产远远不到他们共同财产的一半——经常是10％到20％。例如黛安娜王妃据说从查尔斯王子那里得到了1700万英镑。　　法庭经常会被“多少才算够”这样的说法所影响。换句话说，给妻子800万美元被认为是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这是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形下，关键问题是丈夫“应该”给妻子多少，不管他们分别做了什么，夫妻双方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实际上，在法庭看来赚钱多的那个人有权多得到一些。　　温特夫妇在1997年离婚。1999年1月，经过一系列艰苦的上诉，洛纳·温特得到了2000万美元，在她看来这个数目与她担任“无经济价值的合伙人”所做的贡献相比依然很不相称。她也试图去和丈夫平均分配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那些所谓的“软财产”——股票买卖特权、补充养老金等等，这些都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得到的但是离婚后她就得不到了。后来，当她意识到她的角色正在贬值，她开始把自己称为“温特家的CEO”，再一次利用商业术语来支持自己的地位。　　温特的案子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在女人中间。尽管在过去30年间，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妻子们在离婚时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据一些研究，前妻和孩子们的生活标准在离婚后大约会下降30％。此外，在离婚后重新开始工作的女人大多数都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主要义务，即使监护权由夫妻双方“共有”也是如此。这就使她们承受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像洛纳·温特这样得到的财产远远少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情况被认为是正常的，尽管只就长时间的婚姻在崩解时的财产分配情况而言，已经有了变化。1998年，63岁的维拉·赫顿…戈德曼（Vira　Hladun…Goldmann）创造了历史：她结束了与纽约市的一名银行家33年的婚姻，分得了他们共同拥有的8600万美元中的一半。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她洗衣煮饭，生儿育女，招待朋友，装饰他的办公室，和她的丈夫一起参加商业旅行，甚至为他理发。1996年，她主动提出了离婚。“我们不再有任何相通之处”，她对《华尔街日报》说：“我曾经说过；‘罗伯特，前25年属于你，后25年属于我’。他含糊不清地笑笑，压根就拿我的话不当回事。”　　这是他所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戈德曼说她“像一个楼上的女仆那样被对待”。最后，也许她觉得自己终于有理由离开这个男人了。她在29岁的时候与他相识，和他在一起待了30多年。她后来承认，这场婚姻实际上是实用主义的产物，和感情并无太大关联。“我并不认为我遇到了梦中情人。他只是那一群人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这样说。她说在他们的婚姻中并没有不忠。他们两个人只是越来越疏远。　　他的律师说作为一个妻子，她并没有对他们的财富做出直接的贡献。甚至她的律师也建议她不见得非得要50％的财产，但是她拒绝了这一提议。曼哈顿高级法院的法官沃特·特鲁比（Walter　Tolub）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判定她得到一半财产，尽管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判决是公正的，说漫长的婚姻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结婚33年，他们的财产已经很难分清到底属于谁了”，他说。这句话说明事实上像戈德曼夫妻这样结婚多年，又拥有巨额财产的结发夫妻已经很少见了。在北美地区，婚姻平均的存在时间是7年多一点。对于许多人来说，婚姻已经成为一种临时性的决定，或者说是一系列临时性的决定，而不是要用一生去守候的誓言，这样一种潮流在职业领域也同样存在。　　2003年，戈德曼出版了《离婚技巧》（Separate　Ways）一书，有成千上万名的女性听说了她改写历史的离婚案子之后，纷纷写信给她，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对《性与单身女郎》的回应，因为其中有精练的建议和令人感叹的提醒：“不要害羞，你是在离婚，又不是去杀人。”；“好离婚就是迅速离婚”；“在离婚这件事上你只能依靠你自己：那么你必须掌握系统而有效的方法，及早下手，积极准备，以防措手不及”。这本书建议女人们应该为自己的婚姻绘制一张路线图，记下她们为丈夫和孩子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点点滴滴，那都是她们为这段婚姻所付出的，同时也是她们在这段婚姻中所收获的：“你做早餐了？记下来。你的女儿成绩优秀？记下来。你送孩子们去上学？也记下来。”　。。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3）

罗伯特·戈德曼在离婚后不久就撒手人寰。“我认为如果我们还生活在一起的话，他能活得长一点”，他的前妻说：“是的，我是和他离婚了。我曾经一直在照顾着他，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和洛纳·温特不同，戈德曼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支持她们的工作”，她对伦敦的《观察者》（Observer）杂志说：“她们必须存在，因为这依然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但是在60年代，当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另外一个女孩——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从事女性主义运动的时候，她们把胸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部烧掉，她们这样做的时候忽视了妻子和母亲的重要性。妻子和母亲很像是一种职业。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中的一种。”　　慢慢地，法院开始意识到做居家妻子也是一种职业选择，当雇员被解雇或者是想解除雇佣关系时，应该得到合理的补偿。同时，也已经有先例表明负责养家口的人在分配财产时并不比操持家务的主妇更具优先权。2000年，英国国会上议院通过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珊·兰伯特（Shan　Lambert）得到了她前夫总共为2000万英镑的财产的一半。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财产授予数字最大的离婚案，同时这个案子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它把妻子的家务劳动和丈夫在家庭之外的工作的价值等同起来。这就颠覆了长期以来富豪的妻子在离婚时得到的钱仅仅能支付“合理需要”的惯例。　　在过去，英国的法庭裁定丈夫和妻子对家庭的贡献是相等的——但是经常会找一个理由让妻子得到的少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通常法官会说丈夫所具有的赚钱“天赋”使他理应多得到一些。而妻子们很难证明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值得分到一半财产。　　兰伯特的案子改变了这一切。这对夫妇结婚的时候，哈里·兰伯特（Harry　Lambert）还没有当上一家报业集团的总裁，这个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出版免费报纸，最后这个集团以超过7500万英镑的价格被出售。珊·兰伯特照顾着家庭，同时也帮他打理一些集团里的事务。在他们结婚20多年之后，兰伯特离开了妻子，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了一起。在法庭辩论时，哈里·兰伯特的律师说他当事人的公司在与珊认识的9个月之前就成立了，公司的成功靠的是兰伯特自己的商业天赋。但是法官认为珊·兰伯特应该得到婚姻共同财产的一半。审理此案的法官索普（Thorpe）说：“不能再认为在外面工作的人就比操持家务的人对家庭的贡献多了。”家庭法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奈杰尔·谢泼德（Nigel　Shepherd）说这个案子在离婚法上是一个“大变革”。　　他说法庭曾经认为哈里·兰伯特对于公司的贡献是特殊的，但他并不是什么天才，他的妻子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没有理由不把财产平分。把50％的财产判给兰伯特夫人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令人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一个不工作的妻子能得到50％的财产，那么一个既抚养孩子又赚钱养家的妻子在离婚时应该分得多少财产呢？难道她应该得到60％？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有利于妻子的不均等的财产分配。简·博布洛（Jan　Bobrow）和丈夫里查德已经结婚24年了，她是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Young）的首席执行官。2002年在印第安那州的法庭上，简最后获得了夫妻共同拥有的2450万美元中的60％。简·博布洛说最初她丈夫向她隐瞒财务状况，每个月只打算给她5000美元让她去抚养四个孩子。　　她说在他说他想离婚并提出给她120万美元的赡养费之后，她决定检查他放在家里的文件。她后来说，她想过把赡养费提高到200万美元。“我不知道他到底赚多少钱，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财产”。法官说他之所以判决这对夫妻平分财产是因为2001年当里查德的年薪高达310万美元的时候，简在教堂做兼职每个小时有10美元的报酬。　　这起案子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因为不同寻常的财产分配方式，而是因为其中的一些金融信息——这些信息关系到了安永公司的一些财务细节。但是公开公司秘密已经越来越成为妻子们在离婚时喜欢采用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在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离婚时，简·比斯利·韦尔奇雇佣了一个了解她丈夫的股票投资情况的律师。这个战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她提出13000万赡养费的要求被回绝后，她在2003年又提起了上诉。　　比斯利·韦尔奇在1989年结婚的时候本身是成功的职业女性，当时她是一名律师。从这方面看，她和那些以照顾家庭和孩子作为婚姻全部内容的女人们并不相像，这些女人们必须要依靠法庭判决的赡养费才能维持生活。而有工作的那一方并不会因为离婚减少收入。这一点在温特夫妇的离婚案中很明显。离婚以后，加里·温特继续掌管着康赛克（Conseco）公司——这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尽管他的收入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但人们得知他的奖金就高达4500万美元。　　洛纳·温特在被“解雇”，离开妻子的职位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妻子运动分子这一情况实在是很有讽刺意义。温特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对于婚姻来说，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贡献都应该被赋予同样的经济价值。她很认真地表明自己的使命就是呼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很显然女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去争取，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做家务。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4）

在获得赡养费之后，温特变成了一个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角色——她出现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上，出现在奥普拉的访谈节目中，还出现在《夜线》（Nightline）节目中。她发表演讲，说婚姻是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她建议所有打算结婚的人都要学习金融知识，还应该用婚姻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婚姻平等协会致力于为那些离婚前待在家里的配偶争取利益。　　温特认为这样一个无情的计划与渴望“永远”的浪漫梦想是相抵牾的，许多婚姻在建立的时候都是期待着天长地久。签定婚前财产公正合同让夫妇们不得不想到婚姻的结束。她承认在她自己的婚姻中她曾经深深地沉醉在浪漫的期待之中。“是的，我知道我有点迷恋白马王子的故事”，她在她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做我应该做的，他做他应该做的，我们就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这种情形并非不曾存在过。但这些没有保证。”尽管她在看待婚姻时有一种幸存者才有的谨慎，洛纳·温特还是说自己将再次结婚。加里·温特在1999年再次结婚。他的前妻不知道他是否和他的新娘签署了一份婚前协议。温特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者。“我总是支持女性主义”，她说：“我是上帝的孩子，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洛纳·乔根森·温特的故事是更为宏大的叙事中的一部分。想要重新评价妻子价值的女人们的声音越来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