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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①。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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