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夏天,安娜和她的朋友摩莉别后重逢……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
“问题的关键是,”当她的朋友从楼梯口的电话机旁回来时,安娜说,“问题的关键是我能看出来,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摩莉是个经常打电话的女人。刚才电话铃响时,她仅仅问了句:“嗯,有什么闲话?”现在她说:“是理查打来的,他马上要过来。下个月他没有空,今天好像是他惟一有空的日子。也许这是他故意说说的。”
“那我就不走开了。”安娜说。
“不用走开,你只管待在这里就是。”
摩莉在考虑自己的打扮——她穿着长裤和一件毛衣,这都是最难看的服饰。“既然我回来了,他就不得不找我。”她断言,一边在窗口边坐了下来,“他不会说出为什么来的原因的——我猜想,他与马莉恩的关系又出现危机了。”
“他给你写过信吗?”安娜谨慎地问。
“他和马莉恩都写过——都是些很亲热的信,这不奇怪吗?”
说“这不奇怪吗”时,摩莉的语气显得很独特,那是她们亲密地聊天时所惯用的。但这一次刚一开口,摩莉就改变了口气:“现在谈它也没有用了,因为他马上就要过来,他是这样说的。”
“当他看见我在这里时,也许会走开的。”安娜兴致很高,但显得有点儿放肆。摩莉锐利地看了她一眼,说:“哦,这是为什么?”
在常人眼里,安娜和理查谁都不喜欢谁。过去,只要理查一出现,安娜就会主动走开。现在摩莉说:“我知道,他内心其实很喜欢你。问题的关键是,他原则上只能喜欢我——他真是个大傻瓜,始终得喜欢某个人或不喜欢某个人,因此,他把自己不愿承认而实际上存在的对我的厌恶感全都转嫁到你的身上了。”
“这真让人开心。”安娜说,“但你知道吗?当你不在时,我发现,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俩实际上可以交换各自的角色。”
“你刚明白这一点吗?”摩莉以她惯有的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在她看来,安娜所提出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两人的关系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均衡的态势:摩莉比安娜更老于世故,而安娜则占有才智方面的优势。
安娜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现在她笑了,承认自己反应很迟钝。
“我们各方面都有差距,”摩莉说,“这真怪。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过着同一种生活——不结婚什么的。别人只看到这一点。”
“自由女性。”安娜嘲笑说。她随后又以令摩莉感到陌生的愤怒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使得她的朋友又用审视的目光朝她看了一下,“他们仍然把我们看做与男人有什么关系的女人。甚至包括他们中最好的那些人也这么看。”
“我们是有那种关系,不是吗?”摩莉尖刻地说,“要做到和男人毫无关系是极其困难的。”她随即作了更正,因为安娜这时正惊讶地看着她。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期间两个女人谁也不看谁,只是在沉思:一年的分离真太长了,即使对最要好的朋友。
摩莉终于叹了口气,说道:“自由。你知道吗,当我独自在外时,我一直想着我们俩。我始终认为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新女性。我们难道还不是新女性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女性。”安娜极力想模仿德国人说话的口气。摩莉很恼火,干脆用纯正的德语——她能说六七种语言——模仿一位德国老泼妇的腔调把安娜的话重复了一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女性。”
安娜扮了个鬼脸,自叹不如。她学不好语言,她太怕难为情,永远模仿不了别人。这会儿摩莉看上去真像苏格大娘,即马克斯太太,那是她俩都曾求诊过的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疗法的女人。她俩从那一套庄严而令人不快的仪式中所感受到的种种隐讳都体现在“苏格大娘”(1)这个亲切的称呼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称呼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尽管它令人厌恶地联想到一切不道德的东西,但却实实在在地表示了某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保守的生活方式。当初她俩谈起这一仪式时就已感觉到了其中不道德的一面,而最近,安娜则更多地思考引起这种不道德的原因。她期待与她的朋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但摩莉作出的反应还是先前那种样子:她一感到安娜对苏格大娘有一丁半点指责的意思,就即刻回答:“反正都一样,她是个很好的人,可我却坏透了,没有权利批评她。”
“苏格大娘过去常说,‘你这是恋父情结。’她还说,‘你是安提戈涅(2)。’在她看来,这就是你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