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自由女性5（第1页）

摩莉结婚了，而安娜又有一段风流韵事。

当简纳特第一次问起母亲，她能否去上寄宿学校时，安娜的态度很勉强。安娜讨厌寄宿学校所代表的一切。她打听了各种“进步”学校（1）的情况，又与简纳特谈了一次。但在此期间，这小姑娘把她的一位已上某所传统寄宿学校的朋友带到家里，以帮助说服她的母亲。两个女孩，眨动亮晶晶的眼睛，担心安娜会拒绝，大谈着校服、宿舍、全校出游等等，于是安娜明白了“进步”学校正是简纳特不愿去的地方。事实上，她的意思是想表明“我希望成为普普通通的人，我不想跟你一个样”。她已经察看过那个乱糟糟的实验的世界，那儿人们一天天挨着日子，像是喷涌的水柱顶上永远不停地蹦跳的球似的；他们老是瞪大眼竖起耳渴求着新的感受和冒险经历，因此她打定主意不去“进步”学校。安娜说：“简纳特，你有没有想过，寄宿学校和你已经了解的东西有多么巨大的不同？那意味着在遍地鳄鱼的地方散步，像士兵一样，人人外表看起来差不多，严格按规定的时间作息。如果你不留点神儿，出来的时候就会像颗加工过的豌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是的，我知道。”这位十三岁的小姑娘微笑着说，那副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一切，但为什么我也该讨厌呢？”“那会让你反感的。”“我认为不会。”简纳特说，她突然变得阴郁了。接受她母亲的生活方式，即意味着与生活形成冲突，这是她不想考虑的。

简纳特上寄宿学校之后，安娜才体会到她是多么需要自律，需要因孩子而不得不实行的自律——早上某个时刻就得起床，晚上得早点上床以消除疲劳，因为第二天必须早起，得安排好一日三餐，得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不让孩子受到惊扰。

她单独住在偌大一套公寓里。她应该换一套小点儿的，因为她不想再出租房屋。一想起若再租房给罗尼和阿尔佛的那种经历，她就感到害怕。那场经历令她感到后怕，一想起它也令她害怕——她究竟怎么啦，会回避复杂的人群，回避与他们打交道？她认为这背离了自己本该奉行的准则。她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在这公寓再住一年，出租一间屋，再找个合适的工作。

似乎一切都变了。简纳特离了家。马莉恩和汤姆，由理查出钱资助，去了西西里，带去了大批有关非洲的书。他们打算去拜访多尔西，以便了解他们能不能，如马莉恩说的，“对这可怜的人有所帮助。你知道吗，安娜，我一直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他的照片？”

摩莉也单独住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儿子撇下她随她前夫的第二位妻子走了。她邀请了理查的几个儿子来与她同住。理查很高兴，尽管他仍在埋怨摩莉的生活造成了儿子的失明。摩莉照顾着这些孩子，而理查则带上女秘书前往加拿大，去安排三个新建的钢铁厂的财务。这次旅行有点像度蜜月，因为马莉恩已经同意离婚。

安娜发现自己优游终日，无所事事，便断定结束这种状况需要一个男人。这是她为自己开的处方。

她接到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摩莉没时间顾及他：因为她忙于照顾理查的儿子们。此人便是纳尔逊，一位美国的电影剧本作家，她曾在摩莉家中见到过他，而且还一起吃过饭。

在电话里他说：“我得告诫你小心提防我，我是个危险分子，自己的老婆要了三次就非常讨厌了。”

晚餐时他们主要谈政治。“欧洲的赤色分子和美国的很不一样。在欧洲，赤色分子便是共产党；而在美国，赤色分子是一个因为谨慎或胆怯从不敢出示党证的人。在欧洲，有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美国，却只有共产党和前赤色分子。而我就是个赤色分子——我仍坚持很不一样的看法。可我不想惹更多的麻烦。好啦，现在我的情况都已和盘托出了，今晚你会带我回家吗？”

安娜心想：真正的过错只有一种，那便是劝说自己第二选择绝对不能二流。老盼着迈克尔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她和纳尔逊过夜了。她很快便明白，他的性能力根本不行。但她出于侠义之心，仍配合着，并装做没什么严重问题的样子。他们第二天早上友好地分手了。随即她发觉自己哭了，心中极度的抑郁消沉。她对自己说，要想振作，不能独自枯坐，得打电话约见一位男性朋友。但她没有做这类事。她无法直面任何人，更不用说另一次“风流韵事”了。

安娜发现自己正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消磨时间。她一向大量浏览各类报纸、期刊和杂志，她沉溺于自己的这种恶习，即她必须知道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而此刻，早上醒来已迟，喝过咖啡之后，她便坐在大房间的地板上将六种日报、十多种周刊摊在四周，慢慢地，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来。她在努力使各类事情协调起来。过去，她读报纸杂志是为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情况，而现在，她所熟悉的某种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仿佛她的头脑成了区分各种均衡的场所，她在相互对照衡量各种事实和事件。这不是一连串事件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的问题。而是她，安娜，仿佛成了无所不知的中心，千百万不相协调的事实汇聚到她这儿，要是她无法掂量平衡这些事实，将它们作通盘考虑，这个中心就会消失。于是，她便发现自己正盯着这样的文字：“十兆吨当量核爆的热辐射所产生的灼烧危害可波及半径二十五英里的范围。二十五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也就是一千九百平方英里）一片火海，如果核武器在预定目标附近起爆，这就覆盖了作为综合目标的人口最稠密地区，这意味着在一定的大气条件下在如此广阔区域内的任何人任何物体都可能遭受到严重的热核危害，无数人会在这种大屠杀中丧生。”——此时此刻，倒不是说这些文字多么可怕，而是她根本无法想像将它们的意思和下面的话协调起来：“我是这样一个人，因为眼下可供我选择的方案太多，以致一再误了各种可能的前程。”因此她会呆呆地看着这两段文字，直到这些文字仿佛纷纷从纸页上脱落并悄然消失，仿佛它们已游离于自身的意义之外。然而那意义仍在，未得文字证实，或许因此变得更可怕（尽管她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文字已无法限制它了。结果，这两段文字击败了她，她把它们搁到一边，注意力转到另一段上：“在欧洲极少有人意识到，在非洲并无所谓目前正保持着的现状。”“我以为，规范化（不是史密斯先生所指的新新浪漫主义）将是未来的趋势。”于是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地板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选出来的文字片段上。不久她便开始了一项新的行动。她十分仔细地从报纸杂志上剪下这些片段，用图钉将它们一块块钉在墙上。这大房间的白墙上钉满了大大小小的剪报。她小心地沿墙而行，看那些钉在墙上的文字。图钉用完之后，她对自己说，继续这毫无意义的做法真是太蠢了。然而她还是套上外衣，下楼上街，去买了两盒图钉，将尚未钉上的剪报整整齐齐地一一钉在墙上。每天早上，她家门前的地垫上，便堆起厚厚的一大摞报纸，每天上午她都坐着，努力将这新的一大沓材料整理归类——图钉不够了便又上街去买。

她曾经想，自己是不是发疯了。这是她曾预见过的精神“崩溃”，或“分裂”。然而，她似乎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疯，倒是那些不像她那样困惑于报纸所反映的这个未臻完善的世界的人，才荒唐得顾不上这种极其必要的事物。然而，她明白自己是疯了。尽管她克制不住自己，依然沉溺于这项行动：大量阅读，剪下片段，满墙钉剪报。她知道，一旦简纳特从学校回家，她又会成为安娜，负责的可信赖的安娜，这种困惑也会随即消失。她知道，成为简纳特的神志正常和负责的母亲毕竟比剖析这个世界重要得多。而这两件事相辅相成。除非简纳特的母亲依然负责可靠，否则这世界就永远不可能获得了解，不可能用文字来整理归类，不可能被“命名”。

再过一个月简纳特就要回家了，这事搅得整日着迷于报载事实的安娜心神不宁。这驱使她去重读那四本笔记。自从汤姆出事以来她就没怎么翻过它们。她翻来覆去读着这些笔记，却觉得和它们没什么关系。她知道是某种她所无法理解的负疚感，切断了她和这些笔记的关系。这份负疚感当然与汤姆有关。她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汤姆试图自杀，是不是读了她的笔记所引起。或者，假如这是真的，那笔记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扰乱了他的心境？或者莫非她真的很傲慢自大？“这显得傲慢自大，安娜，这太不负责任了。”是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但除了明白她曾使他失望，她没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外，她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有一天下午她睡着了，做起梦来。她知道这是她以前以不同方式常做到的梦。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简纳特，白白胖胖的很健康。另一个是汤姆，一个瘦小的婴孩，她让他挨饿了。她乳房瘪瘪的，简纳特早把奶吮光了，于是汤姆变得又瘦又弱，饿得在她眼前日渐萎缩。就在她快醒过来的时候，只见他缩成了皮包骨头一小团，随即完全消失了。她是在一阵激动不安的焦虑、负疚和自我分裂感觉中醒来的。然而，醒来之后，她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竟会梦见汤姆在她手里挨饿。况且，她知道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别的梦境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那“挨饿的”角色，也许那是她在街上遇到的某个人，那人的脸常常浮现在她眼前。然而，毫无疑问，她感到对这一瞥而过的人负有责任，否则的话，为什么她就该梦见自己有负于他——或她呢？

这次做梦之后，她又狂热地忙活开了：剪下一条条消息，把它们钉在墙上。

那天晚上，当她坐在地板上听着爵士音乐，因为无法“看懂”那些剪报而烦恼得有点绝望的时候，却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仿佛是种启示，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总的说来是可怕的，是一种和她以前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现实，它来自她从未体验过的情感领域。它不是“沮丧”，或“不快”，或感到“泄气”，对于这种体验的本质来说，欢乐幸福这样的词语，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从启示中醒过来——因那种启示不受时间影响，安娜不知道已过去了多少时间，她只知道自己曾有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其境界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但她又站在了那些笔记本前，让握着自来水笔的手（它那容易损坏的内部坦露着，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海中动物，像头海马），停留在第一本上方，又移到下一本，让那份启示自己决定该写在哪一本；但那四个笔记本，有着不同的细目和分类，显得依然故我，安娜只好放下了笔。

她一段段试听了各种音乐，有爵士乐，有巴赫的曲子，有斯特拉文斯基，心想也许音乐能表达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但与以往一样，很快使她感到烦躁，音乐似乎撞击着她的内耳，耳膜排斥着声音，仿佛它们是敌人似的。

她对自己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仍觉得这一点如此难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质来说，它不够准确。要是我认为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当然，汤姆是个例外——的笔记了。

那个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她清醒地躺着，回顾那些她已非常熟悉的思想，甚至它们一出现她就感到厌烦——政治上的思想，我们这时代的种种行动模式。这是向平庸陈腐的滑落，因为与往常一样她的结论是：她的任何行动都不带信仰，无所谓“好”或“坏”的信仰，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只希望会有好结果，再没有比这进一步的信仰。而持这种态度，她很可能会不知不觉作出使自己丧失生命，丧失自由的决定。

她很早就醒了，不久便发现自己竟站在厨房的中央，两只手中满是剪报和图钉，她那大房间的四面墙上，凡她够得到的地方，全钉满了剪报。她吃惊得忙把新的剪报和一摞摞的报纸杂志推在一边。她在想：既然第一个房间四壁钉满了我也没感到惊愕——或至少，没惊愕得停止剪报，那在第二个房间的墙上钉剪报，也不应该大惊小怪。

然而，她却有一股冲动，不想再钉那些提供难以理解的信息的剪报了。她站在大房间中央，要求自己把钉在墙上的剪报都清除掉。但她下不了手。她又在屋里沿墙走着，从一条看到另一条，想将一句句话，一段段文字互相协调一致起来。

正在她这么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一位美国的左翼人士需要找个房间住几天。安娜开玩笑说，如果那人是个美国人，他一定想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并正在和他的第二个妻子闹离婚；但仍然说他可以来住。那人后来打电话来说，他下午五点钟过来。为了迎接客人，安娜打扮了一下，并意识到除了上街买点儿食品和图钉之外，她已好几个星期没修饰打扮了。快到五点的时候，那人又来电话，说一时不能来了，他得去见一位代理人。他谈到了与代理人约会的一些细节，这给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分钟后摩莉的朋友又来电话，说米尔特（那个美国人）要到她家参加聚会，安娜愿不愿意也来参加？安娜很恼火，但她随即打消了这份懊恼，拒绝了邀请，又穿上她的晨衣，坐回到四面围满报纸的地板上。

那天深夜，门铃响了。安娜打开门，见到了那个美国人。他为没先打来电话而道歉，她则为自己没穿礼服而致歉意。

他很年轻，据她判断，大约三十岁。浓密的褐色头发，一张瘦削的聪敏的脸，戴了副眼镜。他是那种精明能干又聪慧的美国人。她很熟悉这样的美国人：“肯定”他比相当年龄的英国人要老练世故百倍，她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是在某个为欧洲所陌生的并充满绝望和冒险的国家里长大的人。

他们上楼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先去见代理人而道歉，她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晚上的聚会玩得是否痛快。他突然哈哈大笑，说，“哟，我的谎话被你戳穿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要去参加聚会的。”她说。

他们来到厨房里，微笑着打量对方。安娜在想：身边没男人的女人，碰上个男人，不管什么年纪，什么样的男人，都不可能心如枯井，即便是一刹那的闪念。或许这便是那个男人了。这便是他撒谎我要恼火的原因了。这些时常冒出来的感觉，实在太无聊乏味。

她说：“你想看看房间吗？”

他站在一把黄色椅子后面，手支椅背，撑着自己——显然他在聚会上喝得太多了——一边说：“是的，是的。”

但他没有动。她说：“我还不太了解你——我很认真，有些话我要说在头里。第一，我知道并不是个个美国人都有钱，因此房租比较低。”他微笑了。“第二，你在写那部史诗性的美国小说……”“错了，我还没开始动笔。”“同时，你在接受精神分析冶疗，因为你有这方面……”“又错了，我曾经找过一个精神病医生，但觉得他还不如我自己。””“嗯，那就好，至少我们可以一起说说话了。”

“你干吗这么小心提防人？”

“让我自己说，是冒犯人。”安娜笑着说。她颇有兴味地发觉，说这个话时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说：“在这么不合适的时候我还过来，因为我想今晚就睡在这儿。我原住在Y那里，那是在我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最不喜欢的地方。我很冒昧地把箱子也带来了，箱子嘛，刚才我耍了点小聪明，把它留在门外了。”

“那就把它拿进来吧。”安娜说。

他下楼去取箱子。安娜进入自己的大房间，去为他取床单枕套。她不假思索地进了房间，但当她听到他跟在后面关上门时，她不禁一下子呆住了，因为她意识到房间里是怎样一番景象。地板上是波浪起伏似的一摊摊的报纸杂志，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剪报，床上也还没有收拾，乱成一团糟。她拿着床单枕套转身向他走去，一边说：“要是你能自己铺床……”但他早已进了房间，正透过那精明的近视眼镜满屋子打量呢。随即他在她那张搁板桌前坐了下来，还晃动起双腿。桌上正放着她的笔记本。他瞧瞧她（她打量一下自己，穿一件褪了色的红色睡衣，直溜溜的黑发一缕缕散在未经妆饰的脸上）瞧瞧四面墙壁，地板和床铺。然后他半嘲弄半吃惊地叫了声：“我的天！”但他脸上却显得十分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