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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二）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

青春无悔（3）

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定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11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并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

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之钢。

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说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人民日报》，1964年3月20日。

董加耕作为知青典型的巅峰，是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破例设了三桌便宴，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圈定，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坐在毛的左右。毛泽东在从1955年直到“###”爆发之间的十余年间，对已经颇具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迄未置一词，即使是这次便宴，他也没有哪怕一句话直接谈及此事，但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董加耕和邢燕子本人最大的赞许和鼓励了。

对董加耕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信。

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不可否认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真诚。当时江西省赣州四中有个名叫赵恒锠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班长、共青团员、四好（三好之上再加劳动好）学生，他与三个同班同学熊强年、宋柏林、刘捷民分别改名为赵恒耕、熊长耕、宋志耕和刘永耕，组成“四耕小组”，将他们四人的照片寄给董加耕，并且提出“学加耕，比加耕，四耕赶一耕”的口号，放弃高考，到离开市区三百多里的山区插队务农。这种做法，在当年曾风行一时。　。。

青春无悔（4）

董加耕自己也曾谈到，当一切已经结束的二十多年之后，一次他出差住进常州的一家###，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围过来，他们说他们都当过知青，都是学习他的榜样才下乡的，这使他感慨万端。

“###”爆发，他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县组织了“拔黑旗”战斗队，矛头都是指向他的。县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编了一本《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广为散发。这些批判，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自愿下乡，到底有没有私人动机？他们说他其实是大学迷，只是几次未达到目的，才想出这么个哗众取宠的主意。

如今再来判断这些揭发材料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即使他曾真的梦寐以求想上大学，即使他曾有过所谓的个人动机，也无可厚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当时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模范人物的标准，如今看来在概念上就存在着矛盾。但在当时，这些揭发的确使他备受磨难，这颗夺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殒落了。

董加耕和侯隽尽管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与后来“###”期间知青被“大拨轰”到农村，毫无自己选择余地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他们，才可以谈得上是“青春无悔”。从他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也的确“无悔”。1986年，当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后一场返城风波的时候，山西曾派出一个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组成的“志在四方”汇报团，到京、津等地巡回讲演。一位中央首长在接见他们时对知青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几句肯定评价，曾使侯隽“高兴异常，奔走相告”《访老知青侯隽》，《新疆青年》，1986年第9期。。董加耕对往事的评价则更理论化一些，他说：“当年一些知识青年志愿到群众中去干事业这是可以的，只是后来一阵风，就把事情搞坏了，凡事都怕走极端。”他进而阐述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有4个区分，第一是“###”前部分青年出于自愿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和“###”中的“一刀切”、“一刀红”亦即一律下乡应当区分；第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培植的人应予以区分；第三是“###”中说错话、办错事和主动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人应予以区分；第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积极工作还是消极怠工也应有所区分。台恩普：《往事历历三十年——董加耕访问记》，《青春岁月》，1991年第6期。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情。

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青年虽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像董加耕和侯隽一样，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怀着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美好理想，他们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人。

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南京72贤人”，指的是72名自愿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群体。

1964年年初，江苏省将董加耕这一先进典型推向了全国，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张旗鼓的学习董加耕的运动，在高、初中学生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南京市六中、十一中、南师附中等学校的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考虑到当时高中毕业生中下乡务农的人数还不多的事实，决心开风气之先，放弃升学考试，直接报名到农村插队务农。此举得到南京市以及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