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部分（第2页）

文　Norman　Smith（加拿大）

一、简　　　述

上世纪1939年到1942年间，梅娘陆续推出了她创作的三部小说：《蚌》（1939）、《鱼》（1941）和《蟹》（1942），这是她的三部力作，反映的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北方的女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努力，反对由于殖民者及原有的封建势力对女性施加的种种摧残，企图挣出传统的诸如“贤妻良母”类的观念的束缚，争取女性的独立自主。梅娘的作品当时很受欢迎，有一项民意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和上海的张爱玲双双并列榜首，出现了“南玲北梅”的评说。尽管当时她们写作的环境十分恶劣，梅娘和张爱玲都以原创的天才，在日本占领者对她们的笔触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开始内战，两位作家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折。张爱玲移居香港和美国，成为人们崇拜的作家，成了一个偶像，梅娘则留在了中国。

由于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强敌和强调民族抗争的政治需要，1957年后几年的中国，把战争时期没有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作家列为两个极端，要么是突出抗日的作家，要么是汉奸，把当时的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的分支；作者或者被遗忘，或者销声匿迹，或者被整肃。作为沦陷区最主要的作家之一，梅娘受到了不公正的整肃。

其实，汉奸与反抗并不是当时日本占领区惟一可能存在的两种生存方式，对这种现象的体认开始在一些学者之间进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Howard　Goldblatt，他在研究“满洲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文章中指出：萧红被描述为爱国主义作家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在萧红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是：她批评民族主义是一种家长式的观念。”沙金城也认为：萧红始终没有忘记在作品中表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题，萧红作为中国北方的先锋女性，在过分强调国家的评说里，她的这个主题被忽略了。

萧红1934年逸出“满洲国”后，梅娘是第一个浮出水面提倡妇女革命的主要女性作家。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蚌》、《鱼》、《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她对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妇女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通过她的这种努力，她得到了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赞赏，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她的成功揭示了如果中国女性有效地利用日本殖民者控制的间隙，她们就获得了批判的机会、批判男性中心社会对女人施加的钳制。

二、一位女作家的诞生

梅娘（孙嘉瑞）于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一起从中国山东省的招远县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做小使做到民族资本家。梅娘的母亲是庶室，在梅娘生下不久被父亲的原配夫人逼迫出走自杀。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4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个旧式的老儒学习，跟一个俄国老师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10岁的时候，在吉林省女中初中正式学习，并开始过寄宿生活。全部只有女孩子的环境和课本的教育和她原来的家庭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段生活激发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浓厚感情。

1931年9月，学校刚刚开学，日本便侵占了整个东北，梅娘只好停学回家。不久之后，孙志远拒绝了出任“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职位，他们全家到华北旅行。由于“满洲国”对资金输出的控制，他们很拮据，只好又回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家乡。梅娘父亲回归“满洲国”的决定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抵制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但他们别无选择。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战争的灾难之中。

1934年，梅娘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日本占领者对孙中山主义和中国书籍是禁止传播的。在吉林省女中，日本教员提倡女性要“驯从”和“端庄”，梅娘她们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小姐集》，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她的监护人——继母和叔叔，把他们兄弟姐妹送到日本学习。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学习，她很快就发现了在她面前惟一的道路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而不是她追求的妇女独立。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

梅娘在日本的就读由于她和一个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的爱情被打断了。梅娘的家庭拒绝认可他们的关系，断绝了给她的经济支持，因此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梅娘冲决了日本式的贤妻良母，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追求自己的理想，并参与了社会活动。

自从“满洲国”建立，就制定了一整套打击抗日活动的文学监管体制，收效仅止停留在表面，即便是想把当地文人拉到半政府机构来做事的企图也没有多大成效。“满洲国”的中国作家和其他中国地方的作家一样，明白占领者惧怕通过文学作品来影响政治，便主张从日本人不认为妇女能做大事的情况下，就来研究妇女问题，当时的女作家朱媞和诗人柯炬就主张，就妇女问题借题发挥，达到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目的。

本书序：评说梅娘（2）

1938年秋天，梅娘和柳龙光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成立了《文丛》杂志，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11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这份杂志在亚洲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完善了她的日语能力，把日本小说译成中文。在日本，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日帝扩张对华的军事行动中，日本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同时咀嚼战争的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加入二战，形势恶化，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京，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在《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这时的情况由梅娘致“满洲国”作家吴瑛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

梅娘始终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社会相纠葛，她认为这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只有女人才能使世界变成天堂”的话语，正是嘲笑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在北京，梅娘和柳龙光相当活跃。1943年3月他们的女儿柳青出生。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也卖得不错，他俩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京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1942年梅娘已经相当有名，可她没有意识到，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正是她事业的顶峰。

《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①　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为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成为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中中国女性不屈抗争的真实。

《蚌》

《蚌》讲述了一对命运多劫的年轻男女，梅丽和她恋爱的琦的故事。梅丽和琦是同事，他们的爱情，由于各自父母为之安排了另外的婚姻而中断，梅丽的父母想把她嫁到天津的富豪之家，从而挽救家族的经济，并脱离“满洲国”的窒息气氛。出于对父母所安排的婚姻的绝望，梅丽从琦身上寻求安慰，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琦。第二天，在他俩工作的单位，梅丽得知了琦自身的危机，琦同样面临着不想要的婚姻。梅丽不相信琦对自己的忠诚，她辞去了工作。之后，一家地方小报恶意地把她和一位男同事正常的单纯的会面报道为道德沦丧，琦误认为梅丽对自己是虚情假意，同意了自己父母安排的婚事。与此同时，梅丽痛定思痛，觉悟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蚌》的结尾是梅丽赶到火车站，却没来得及阻止琦的离开，梅丽因为丧失了爱情，对未来的希望彻底崩溃。

梅丽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反映了“满洲国”很多中国女性的生活。梅丽高中毕业，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书读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去税捐局当女办事员，是时代的女子职业，很少的工资，很少的尊严。她被安排去给男老板泡茶，她拒绝像日本女同事那样去侍奉男同事，她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她抗议只让女性去做最基本的、不用脑筋的工作，这引发了争论。这种对日本女同事生活方式的谴责，正是倡导女性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潮流开端。

随着物价上涨，她微薄的工资变得毫无价值。她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在当时的“满洲国”，所有的女性最终都要结婚，并且必须在40岁之前，因为40岁被认为是没有选择权力的年龄。梅丽渴望婚姻，但她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走入一桩被安排的婚姻，而从早到晚被她丈夫的家庭“欺负”。梅丽知道拒绝父母为她安排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