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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李善长见朱元璋语气有所缓和，又趁机哀求道：“徐大将军跟着元帅多年，战必胜，攻必克，劳苦功高，这一次就原谅他吧！”

朱元璋听后，沉吟了半晌，才指着徐达大喝道：“这次就饶了你，以后你军中再发生欺压百姓之事，定斩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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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办事敢发火，展示魄力（2）

说罢，朱元璋拂袖而去。

松了绑的徐达又恢复了大将军的威风，他当场宣布：“以后打仗，一不许烧房，二不许强抢，三不许欺凌百姓，四不许调戏妇女。违者砍头示众！”

朱元璋随后下令：今后取城池，不得虏人妻女入室抢劫，违者斩！

此后，朱元璋的军队，军纪严明，深受百姓爱戴。

经过这几次整顿，朱元璋在军中取得了绝对的威信，无论将领与士兵都很听他的话。为他以后打天下奠定了基础。

无独有偶，清代的禁烟大臣林则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林则徐为福建福州人，出身封建士大夫家庭。嘉庆进士，入翰林院，以才能优异和作风清廉闻名。

19世纪初，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止鸦片入口的法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四千余箱，以后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三万五千五百余箱。另有少部分鸦片是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贩运来的。此外，沙俄自30年代也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30年代起，在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二分之一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税收还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鸦片问题在清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道光1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鸦片纳税后公开买卖。这种弛禁主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腐朽集团的利益。1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惩鸦片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这个主张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

正当道光帝举棋不定的时候，林则徐痛感鸦片流毒中华的危害，上书支持黄爵滋，力主禁烟。他愤怒地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他的一番话提醒了道光帝，道光帝于是下了禁烟的决心。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烟贩，惩处受贿官吏。

到广州后，林则徐首先拿“十三行”中的头目伍绍荣（又名伍浩官）问罪。此人因与英商勾结走私鸦片大发横财，已成巨富。林则徐审讯此人时，他以为钱可通天，有钱无所不能，所以对林则徐说：“愿以家私报效”，就是行贿。林则徐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伍绍荣吓得魂不附体，片刻不敢怠慢地向英商传达了钦差大人限期缴烟和“具结”的命令。

不久，林则徐又外商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最后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230多万斤，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给了英国侵略者沉重打击，揭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

林则徐深刻地认识到，不管做人还是做事；　敢于亮明自己的态度，坚持原则很重要。其实，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不仅不会得罪人，人们反而更加敬重你。老粗就是如此，坚持原则，不循私情，敢于发火，自然能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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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办事下手狠，敢于下重手

办事下手狠，敢于下重手

生活中很多人做事，虽然看准了，却不敢下手，即便下手，也是心慈手软。老粗做事看准了就下手，而且又准又狠；而且有至死方休的气势。朱元璋就是老粗办事敢于下重手的代表人物。

朱元璋“刚猛治国”的作风是他最大的特色，他一生都信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

历史上，为了维护统治，杀不服从自己的人，杀反对自己的人，杀开国功臣的皇帝不少，如勾践，刘邦，赵匡胤，但像朱元璋杀那么干净彻底，杀得一个不留，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之事。

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在戎马生涯中学了不少历史知识，他深知功臣对于国家稳定的危害。史学家赵翼评价朱元璋道：“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朱元璋的本性。正因为办事下手狠，敢于下重手，大明的社稷才固若金汤。

我们来看看他下手狠，敢于下重手的办事风格。

朱元璋在清除威胁皇权势力的过程中，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残酷的，光被杀身死的人就有几万。

朱元璋首先拿胡惟庸开刀，胡惟庸当时是丞相……他是靠李善长的推荐当上丞相的，是个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全然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近。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朱元璋想，此人精于算计，不灭掉他，大明的江山就会受到威胁。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

有了虚构的证据后，朱元璋才下命令，他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实质上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功臣的酬劳。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顿时，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

接下来的蓝玉案让朱元璋的老粗本性更加锋芒。蓝玉人称常胜将军。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对皇权的威胁，萌生了铲除之心。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朱元璋以此为由，对武将势力大肆绞杀，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通过“胡蓝案”，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朱元璋试图以此来通过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

老粗做事只管达到目标，没有效果的话不说；没有效果的事不做；该下手就下手；该撤就撤。

做事有要狠，不是说在做事过程中为达到目的而使用不光明的手段，而是做事时先下手为强的胆略，行动前深谋远虑的眼光。如果留心观察一下那些优秀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做事多谋善决，雷厉风行，想得到做得到，从不落人之后，从不拖泥带水。也只有这样做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