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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引言（第1页）

[法]　莫里斯·拉

玛丽·勒雅尔·德·古内小姐

（MarieLeJarsdeGournay，1565-1645）

帕基耶[1]说，蒙田逝世时留下两个女儿，“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继承他的财产；另一个是他的干女儿，继承他的文稿……”干女儿名叫玛丽·勒雅尔·德·古内，她果真像哀悼父亲那样哀悼蒙田的逝世。蒙田逝世后第二年，她来探望《随笔集》作者的遗孀和孤女，德·蒙田夫人交给她一个比较完整的《随笔集》评注抄本，那些评注是蒙田为再版而做的，写在一五八八年版的一本书的页边。两年后，即一五九五年，德·古内小姐根据这个抄本出版了《随笔集》的对开大版本。由于长年内战，法国对暴力暂时感到了厌倦，准备品尝洋溢在《随笔集》中的智慧；那是“正直人的枕边书”，迪佩龙红衣主教[2]如是说。一个叫朱斯图斯·利普修斯[3]的人，对作者在书中的描绘赞不绝口，另一个叫塞沃尔·德·圣马特[4]的，称赞他“表达朴实无华，无拘无束”，还有一个叫德图[5]的，赞誉这部书是“名副其实的箴言研讨会，每个警句都是至理名言”。皮埃尔·夏隆[6]是蒙田的另一个“见证人”，蒙田因为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纹章，便把佩戴纹章的权利遗赠给了夏隆。他在《论智慧》一书中，对《随笔集》作了大胆、有力和冷静的反响，正如圣伯夫[7]说的那样，那是“《随笔集》的一种教科书”。

对蒙田的批评始于路易十三统治后期。德·古内小姐不应该活那么久（她卒于一六四五年），她好为人师，唠唠叨叨，咄咄逼人，无意中为蒙田帮了不少倒忙。尽管她对她的偶像虔诚之至，认为应该在一六三五年的版本中加个前言以表她的虔诚之心，但这也未能——恰恰相反——平息蒙田的诽谤者的情绪。那些人指责蒙田在他的书中谈论自己太多，从加斯科尼方言或拉丁语中借用了一些不常用的词语。盖·德·巴尔扎克[8]是朗布耶公馆的常客，尽管他为蒙田辩护而反驳那些“吹毛求疵者”，但他也对蒙田的文章缺乏条理表示不满：“蒙田知道他正在说什么；但恕我直言，我也认为他不总是知道自己将要说什么”；他还补充说：“《随笔集》的语言和文笔打上了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区的烙印，显得粗野生硬，乡里乡气。”盖·德·巴尔扎克的批评还是表面的，尤其是形式上的，帕斯卡[9]的反响却要深刻得多。帕斯卡是靠批评蒙田起家的，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相信圣伯夫的话，是在《思想录》中摧毁和搞垮蒙田，竟至于说《随笔集》的作者“在整部书中只想怯懦和没有骨气地死去”。波尔·罗亚尔派最纯洁的代表人物萨西、阿诺、尼科尔对蒙田的批评比起他们来则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声称，“蒙田推翻了一切知识的基础，因而也推翻了宗教的基础”。波舒哀[10]和马勒伯朗士[11]的攻击则更加尖锐；前者以宗教信仰为名谴责蒙田把人贬为动物；后者尤其指责蒙田是“骑士式学究”，说《随笔集》不过是“由小故事、俏皮话、二行诗和格言拼凑起来的”。《寻找真理》的作者继而严肃地指出：“为了消遣而读《随笔集》是危险的，不仅因为从中得到的快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看法，而且因为那种快乐比人们认为的还要罪恶。可以肯定，那快乐主要来自淫欲，它只会维持和加剧人们的情欲，因为作者的写作手法如果说有可爱之处的话，也只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动，并且不知不觉煽起我们的情欲。”

可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巴尔扎克和语言净化主义者以及下半叶的波尔-罗亚尔派、渡舒哀和马勒伯朗士们丝毫也不能代表整个世纪。尽管一六七六年《随笔集》被列为禁书，这似乎使那些先生及奥拉托利会[12]的严厉谴责得到了承认，但是，仍有一些人——不是无名小卒——对《随笔集》不乏赞美之言。皮埃尔·莫罗指出：“写《随笔集》的人就已经是古典作家了，也就是笛卡尔、莫里哀、拉封登、拉罗什富科、圣埃弗勒蒙、拉布吕耶尔式的古典主义者，其规则存在于自然、理性和正直中。”总之，在十七世纪，反对蒙田的也只是朗布耶公馆的那些风雅之士，还有那些因宗教信仰而变得严厉刻板的所有作家。还要指出的是，被罗马封为圣人的一位神职人员兼作家，饶有趣味的弗朗索瓦·德·萨勒，还有一位主教，可爱的多种类作品作家让-度埃尔·卡米，都从蒙田书中汲取了营养，正如他们从优雅的阿米欧那里获取养分一样；而在其他古典主义作家和蒙田之间，也不乏相似和共同之处。费迪南·戈安著有多部脍炙人口的拉封登研究，在其中一部中，专门用一章来研究拉封登和蒙田；埃蒂安纳·吉尔松则把蒙田和笛卡尔作了对照研究。虽然这两位大作家仅仅停留在阅读和“采撷”蒙田方面，但有些作家，像拉罗什富科[13]或拉布吕耶尔[14]，却不为曲折的弯道和表面现象所迷惑，同《随笔集》这位敏慧锐利的作者会师于他们的《箴言录》或《品格论》中。拉罗什富科的二百五十多条箴言在思想和表达上与索田的这个或那个段落“汇合”，而拉布吕耶尔则伸出手抓了两下，就击退了巴尔扎克和马勒伯朗士的进攻，从而捍卫了蒙田。他漂亮地写道：“一个想得不多，所以不可能欣赏一位想得很多的作家：另一个想得过于繁琐，不可能适应自然淳朴的思想。”《品格论》的作者是天主教徒，可他承认对蒙田不胜钦佩，读他的书感到其乐无穷。在十七世纪，各种不同的人都从蒙田的书中尝到了这种乐趣。德·塞维尼夫人对蒙田的魅力赞不绝口。她在一六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德·格里尼昂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有许多好书，蒙田当属最佳。他们绝对不会愚弄你，你还需要什么呢？”德·蒙特斯庞夫人及其姐妹，那位赫赫有名的丰特夫罗修道院院长也都拜读过《随笔集》。查理·索雷尔把这部作品视作“宫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书”。洞察细微的人道主义者于埃与盖·德·巴尔扎克则相反，他赞扬蒙田写了一部“没有顺序和没有联系”的《随笔集》，甚至从《随笔集》中发现了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深刻原因，因为他写道：“你很难找到一个乡绅为显示同捕野兔的人有所区别而不在壁炉上放一本《随笔集》的。”

十八世纪对蒙田仍然不乏好评，但是，正如应该预料到的那样，对他的解释却随心所欲。丰特奈尔在他的《死者的对话》中让蒙田和苏格拉底进行对话；培尔赞扬他的怀疑论；孟德斯鸠对他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这四位是伟大的诗人：柏拉图、马勒伯朗士、沙夫茨伯里、蒙田！”也许，在这张名单中，应该把马勒伯朗士换成……孟德斯鸠自己；伏尔泰在驳斥帕斯卡时高声喊道：“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地描绘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德方侯爵夫人建议贺拉斯·沃波尔读一读蒙田的书：“这是从未有过的独一无二的优秀哲学家和玄学家！”沃夫纳格候爵通常是很审慎、很严肃的，但他也指出“蒙田是野蛮时代的奇才”。虽然卢棱对蒙田持保留看法，因为他的精神有些错乱，思想比较古板，不喜欢起伏多变的文笔，但是，那些百科全书派作家、描写上流社会的作家和诗人们却认为蒙田是自己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口味来揉捏蒙田。格林宣称蒙田“超凡脱俗”，说他是唯一一个发出“最纯洁……最强烈光辉”的人。阿让松侯爵的儿子出版了父亲的一部著作，名为《蒙田<随笔集>之随想》。若弗兰夫人的女儿拉费泰·安博夫人准备出版蒙田的选集。巴贝拉克则完完全全是蒙田的作品哺育起来的。圣朗贝尔在乡间的“一棵挂满白花的李树下”拜读《随笔集》。德利尔指出“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安德烈·谢尼埃多处引用蒙田。他的胞弟玛丽-约瑟夫注意到，“蒙田陆陆续续地创造了他的才华所必需的语言”。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加工蒙田，把他变为自己。革命者则毫不犹豫地把他和笛卡尔、伏尔泰一起列为他们“伟大的祖先”，累得他们精疲力竭。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的先驱和支配者，他对待蒙田的态度与众不同，起初他反对蒙田，认为他和拉伯雷一样，是斯宾诺莎[15]的先驱之一（《论古今革命》），继而又承认蒙田，并对《为雷蒙·塞邦颂》[16]的作者表示感谢（《基督教真谛》），最后，他在《墓外回忆录》中，把蒙田同他自己，同他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非常羡慕蒙田宁静的心境：“亲爱的米歇尔[17]，你谈了许多令人神往的事，但是，你看，在我们这个年纪，爱情给我们的回报并不如你所设想的……”

帝国末期，法兰西学院把颂扬蒙田作为作文竞赛题，年轻的维尔曼摘取桂冠；贝朗瑞“翻来覆去地”读蒙田的书；德博尔德-瓦尔摩尔对他的书爱不释手：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世界：

穷人、奴隶、国王，

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自己了吗？

奥尔巴尼伯爵夫人把《随笔集》当作一种“慰藉”；司汤达在创作《论爱情》时常常参照这本书；蒙田的崇拜者真可谓遍及全世界：德国有歌德、席勒，英国有拜伦、萨克雷，不久在美国将有爱默生：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吗？

在那个时期的评论家中，尼扎尔能够写道，“一系列反映法国精神的杰作是从《随笔集》这部书开始的……”；圣伯夫认为蒙田是古典主义者，是“贺拉斯那一类的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家中，只有库辛一人对蒙田的写作才能提出异议，况且，他的看法受到了可爱的克西梅纳·杜当的批驳。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有些人宣扬蒙田是一个道德学家，一个真正的人，但另一部分人却对此提出异议。米歇莱，狂热的米歇莱，坚持认为在《随笔集》的每一页上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伯吕纳吉埃尔指责他是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者，还不算他天生嗜好一切奢侈享乐；纪尧姆·基佐称他为“好色”和“淫荡”的作者，说他是“外行和平庸之辈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尔[18]”。另一些人赞扬蒙田，但按照各自的喜爱来塑造他的形象。朗松尊称他为纯洁的在俗教徒的先驱；安德烈·纪德不厌其烦地分析研究，将蒙田向自己靠拢，使他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勒南式的批评，即勒南、法朗士、勒梅勒的批评，只想把蒙田当怀疑论者看待，大力宣扬蒙田所讲的怀疑是个“软枕头”[19]。只有法盖，善良的法盖，他写的文章比谁都好，我是说他的评论比谁都公正，惟有他赞美“这位伟大的哲人……是法国三四位伟大作家中的一个”，他用美好的字眼称赞他文笔“独具匠心……隐喻自然淳朴……是智慧的一个聚会”。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近五十年来文学研究者和博学者们所从事的无数研究。这些研究无疑会带来细枝末节的修改和略显不同的看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个人醉心研究蒙田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对蒙田的享乐主义兴趣尤浓，还有一个，如亚历山大·尼科莱，则认为蒙田是一个知心朋友，一个社交家和政治家。普普斯特之后有蒙泰朗，布瓦莱夫之后有加克索特，他们都非常精细地勾勒出了蒙田的某些特征。大学里的评论，从福图纳·斯特鲁斯基到皮埃尔·莫罗、皮埃尔·米歇尔、雅克·维埃尔，韦尔登·L·索尼埃，让人感到他们对蒙田的了解比上个世纪深入得多，他们知道，正如圣伯夫说的那样，“在我们身上无底可言，只有无尽的表面。”这些重重叠叠的“表面”，被德国的一个弗雷德里希，纽约的一个弗雷姆，东京的一个前田洋一仔仔细细地分辨出来了。半个世纪前，阿曼戈博士创建了蒙田友协，今天，其会员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从巴西和加拿大到印度甚至日本。总之，《随笔集》的广泛普及说明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