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当父亲的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哪怕儿子是癞痢头或驼背。倒不是因为他对儿子特别钟爱,看不到这个缺陷,而是不管怎样这是他的儿子。我也一样[2]。我比谁都清楚,我这些文章不过是一个在孩提时代品尝了最表层知识的人说的梦话。那些知识只留下笼统而朦胧的印象,什么都知道一点,可什么都不全面,完全是法国式的。总之,我知道有一个医学,一个司法学,数学分为四大部分。我还大略知道它们的目的。可能我还知道,知识一般都希望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从来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潜心研究现代知识之父亚里士多德,也没有锲而不舍地研究其他学科。没有哪门学科我能说出个一二三,任何一个中级班的孩子都可以认为自己比我有学问。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没有能力出题考他们基本课程的。如若有人强迫我考他们,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出些一般性题目,考他们天赋的判断力:这一课程,他们一窍不通,正如我对他们的课程一无所知一样。
除了普鲁塔克和塞涅卡,我没有再接触过任何可靠的书本。我不停地从这两人的书中采撷搜集,有如达那伊得斯们[3]不停地往无底水槽里注水一般。我把从中汲取的某些东西记在纸上,却很少装进脑瓜里。
历史是我的特长,我对诗也情有独钟。正如克莱安西斯[4]说的,声音挤在喇叭狭窄的管子中,出来时就更尖更响,我认为思想也一样,它们拥挤在诗那押韵的音步下,突然腾地跃起,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至于我本人的天赋才能——这也是我随笔中研究的内容——我感到它们在重力下压弯了。我的观念和看法只是摸索着前进,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脚步趔趄。即使我尽了最大的能力走得远一些,我也丝毫不满意。我仍看得见更远的地方,但犹如雾里看花,隐隐约约,很难辨清。我态度淡然,毫不做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用我的直觉说话;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在优秀的作家那里邂逅我曾论述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例如不久前我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也发现了他对想象力的论述,与这些人相比,我意识到自己是那样迟钝麻木,微不足道,不禁自怜自轻起来。尽管如此,我仍然喜不自胜,因为我的看法与他们不谋而合,至少我远远地跟在他们后头,赞同他们的看法。此外,我还能区分他们和我之间的最大差别,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尽管我的看法软弱无力,粗俗卑微,我还是让它们保留我原来写的样子,不因为在同那些作家的比较中发现不足而加以粉饰和弥补。要同这些人并肩而行,得有坚实的腰板。本世纪有些作家轻率从事,在他们毫无价值的作品中,常常整段抄袭古代的作家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可效果适得其反,因为抄来的和他们自己的不啻寸木岑楼,高下悬殊,反使得他们自己的东西显得苍白无力,相形见绌,以致于得不偿失。
这是两种迥然相反的古怪做法。哲学家克里西波斯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插入其他作家整段的引语,甚至整部作品,他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5]放进了他的一部著作中。阿波罗多罗斯[6]说,谁不引用别人的东西,其作品就苍白无力。相反,在伊壁鸠鲁留给后人的三百卷作品中,找不到一条别人的引语。
有一天,我偶然读到一段文章。那些法文句子平铺直叙,死气沉沉,空洞无物,读来无精打采,索然无昧。读了很长一段时间,深感厌倦,突然遇到妙趣横生、高雅有致的一个章节。假如我能觉得坡度平缓,上坡比较缓慢,那倒也罢了,可这是悬崖峭壁,刚读了六句,就觉得在飞向另一个世界。因此,我也就意识到我刚才爬出了一个深渊,从此再也不想下去了。倘若我用这些精美的段落来丰富自己的一个论述,就会使我的其他论述相形见绌。
批评他人身上和我相同的错误,同我常做的那样,批评我身上和他人一样的错误,我认为这两者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错误,就应该随时随地予以指责,使它们没有藏身之地。但我深深知道,要多大的胆量我才能同我抄袭的东西平起平坐,并肩比美,还要大胆地期望瞒住别人的眼睛,不被人发现我在抄袭。这得归功于我的想象力和能力,同时也因为我非常用心。况且,我一般决不同那些先驱者短兵相接,而是反复给予轻微的打击。我不和他们肉搏,只是触摸一下。即使我决定肉搏一场,我也不会做的。
如果我能势均力敌地同他们较量,我就是个有学问的人了,因为我所引用的是他们最强的东西。
我发现有些人把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身上,连手指头都不让露出来,就像相同学科的人很容易做到的那样,将古人的思想修修补补,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意图。那些人想把古人的思想掩饰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产生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便用别人有价值的思想来标榜自己,这首先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而且,极为愚蠢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用欺世盗名的方式来赢得平庸之辈无知的赞同,却在识别力强的人面前斯文扫地,这些人对借他人的东西装饰自己嗤之以鼻,可是惟有他们的赞扬才举足轻重。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抄袭更不愿做的事了。我不引用别人,除非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这里不涉及编著,这些作品本来就是为把别人的东西汇编起来出版的。除古人外,当今也有人这样做,有些人做得很巧妙,其中一位名叫卡皮鲁普斯。这是些有思想的人,例如利普修斯[7]编著的《政治》就是部博学而艰巨的作品。
我想说的是,无论什么,不管是多么荒唐的看法,我都没打算掩饰,就如我的一张秃顶灰发肖像,画家可能照我的脸画了下来,没有修饰得更完美。因为那也是我的性格和看法,我把它们写出来,是因为我这样想,而不是应该这样想。我只是为了暴露自己,而今天的自己,如果新的学习使我改变的话,明天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我根本无权也不想让别人相信我,我自以为学问浅陋,没有资格教育别人。
一位读过我的《论学究气》的人,一天在我家里对我说,我应该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展开讲一讲。然而,夫人,如果说我有这方面的才能的话,那最好用来献给您即将出世的小男孩(您是那样高贵,头胎不可能不是男孩)。因为我一直是您忠诚的奴仆,我有义务祝愿您万事如意,再则,我曾积极促成您的婚事,因此有权关注您家庭的兴盛和繁荣。不过,话要说回来,教育和扶养孩子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问。
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各种扶育的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养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们鞍前马后,忙忙碌碌,担惊受怕。
人在幼年时,有什么爱好还显得嫩幼脆弱,若明若暗,前途尚未确定,因此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
你看西门[8]、地米斯托克利[9]和其他许多人,他们的行为与自己的本性相差多远。熊和狗的后代总是显示它们天生的癖性,而人则很快屈服于习俗、成见和法律,易于改变和装扮自己。
但是,强迫孩子做超越他们本性的事,是很难很难的。常有人用很多时间,孜孜不倦于培养孩子做他们勉为其难的事,因为选错了路,结果徒劳无功。但是,既然教育孩子如此之难,我认为应该引导他们做最好最有益的事,不要过分致力于猜测和预料他们的发展。就连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似乎也给予孩子们很多的权力。
夫人,知识给人以华丽的装饰,是服务于人的不可思议的工具,尤其是对于您这样极其富贵极有教养的人。说实话,知识在地位卑微的人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它引以为荣的与其说能相帮人们确立论据、为申诉辩护或开药方,毋宁说能为引导战争、指挥人民或臝得某亲王或某国家的友谊助一臂之力。夫人,您出身诗书门第(至今我们还保存着你们的祖先富瓦克斯伯爵的文稿,您和您的丈夫都是他的后代;您的叔父弗朗索瓦·德·康达勒伯爵每天笔耕不止,他的作品可以使您家族的这一才华流芳千古),您品味过教育的甜头,我深信您不会忘记所受的教育,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对您谈一点看法,是与习惯做法格格不入的,这就是我可能为您做的一切。
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您儿子的家庭教师,决定着他受教育的效果。家庭教师的职责涉及其他许多方面,但我不谈这些,因为我知道自己谈不好。在本文中,我想给那位教师一些忠告,他越觉得有道理,就会越相信我。作为贵族子弟,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图利(这个目的卑贱浅陋,不值得缪斯女神垂青和恩宠,再说,有没有利益,这取决于别人,与自己无关),也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装饰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培养有学问的人,而是为了造就能干的人。因此,我希望能多多注意给孩子物色一位头脑多于知识的老师,二者如能兼得则更好,如不能,那宁求道德高尚,判断力强,也不要选一个光有学问的人。我希望他能用新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人们不停地往我们耳朵里灌东西,就像灌入漏斗里,我们的任务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别人说的话。我希望您孩子的老师改变一下做法,走马上任时,就要根据孩子的智力,对他进行考验,教会他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有时领着他前进,有时则让他自己披荆斩棘。老师不应该一个人想,一个人讲,也应该听他的学生讲一讲。苏格拉底及后来的阿凯西劳斯[10]就先让学生讲,然后他们再说。“教师的权威大部分时间不利于学生学习[11]。”
老师应让学生在他前面小跑,以便判断其速度,决定怎样放慢速度以适应学生的程度。如果师生的速度不相适应,事情就会弄糟。善于选择适当的速度,取得一致的步调,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艰难的事。一个高尚而有眼力的人,就要善于屈尊俯就于孩子的步伐,并加以引导。对我来说,上坡比下坡步子更稳健,更踏实。
通常,不管学生的能力和习惯多么相异,课程和方法却千篇一律,因此,毫不奇怪,在一大堆学生中,能学有所成者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