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惯常观察人的行为的人,最难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因为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小马略忽而是马尔斯的儿子,忽而又是维纳斯的儿子。据说博尼费斯八世教皇当权时像只狐狸,办事时像头狮子,死时像条狗。谁会相信残暴的象征尼禄皇帝,当有人按照惯例把一份死刑判决书递给他签字时,竟会说:“上帝啊,我真愿意不会写字!”判处一个人的死刑叫他心里那么难过?
在这件事上,在每个人身上,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聪明人居然费心把这些碎片拼凑一起。因为我觉得优柔寡断是人性中最普遍、最明显的缺点,这有滑稽诗人普勃里厄斯的著名诗句为证,
只有坏主意才一成不变[1]。
——普勃里厄斯
根据一个人的日常举止来评论他,那是一般的做法;但是,鉴于人的行为和看法天生不稳定,我经常觉得,即使是杰出的作家也往往失误,说什么我们有始终如一、坚韧不拔的心理组织。
他们选择一种公认的模式,然后按照这个模式,归纳和阐述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无法自圆其说,就说这个人虚伪矫饰。奥古斯都这人他们就无法评判,因为他一生中变化多端,出尔反尔,叫人无从捉摸,最大胆的法官也不敢妄下结论。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若把人的行为分割开来,就事论事,经常反而更能说到实处。
从古史中很难找出十来个人,他们一生的行为是有恒专一的。有恒专一却是智慧的主要目的。因为,为了把生活归结为一个词,把生活的种种规则归结为一条规则,一位古人说同样的东西要或不要必须前后一致”;我不想再加上一句说:“但愿这种意愿是正确的;因为,意愿不正确的话,就不可能坚定不移。”确实,我从前听说,恶行只不过是放纵和缺乏节制,因而也就不可能始终如一。据说这是迪莫斯西尼说的话,讨教与审慎是一切德行的开端;而始终如一是德行的圆满完成。我们在言词中要选择某一条道路,总是去选择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是没有人想去实践:
他不做自己要求做的事;他却又要求做自己已经放弃的事,他摇摆不定,一生充满矛盾[2]。
——贺拉斯
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向把我们吹到哪儿是哪儿。我们只是在要的时候才想到自己要的东西,然后却像变色龙一般,躺到什么地方就变成什么颜色。我们在那时想到要做的事,一会儿又改变了主意,一会儿又回到那个主意,优柔寡断,反复无常:
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操纵和摆布[3]。
——贺拉斯
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
我们不是总看到: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永远在探索,
在寻求一片土地,仿佛能够放下他的包袱[4]?
——柳克里希厄斯
天天有新鲜事,我们的情绪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换。
人的思想闪烁不定,犹如神圣的朱庇特布满大地的雷电[5]。
——荷马
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作出决定。
谁若能以自己的想法制订和颁布某些规范和准则,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活中一切的一切自始至终矢志不渝,行为与原则丝毫不会相悖。
然而,恩培多克勒看到阿格里琴坦人的这种矛盾性,他们纵情作乐,仿佛第二天就是他们的死期,却又大兴土木,好似可以天长地久活下去。
小加图这个人的性格是很容易说清楚的;拨动他的一根心弦,也就是拨动他的每一根心弦,因为声音都是非常和谐协调,决不会发出一点杂音。然而我们呢,有多少次行动,就有多少次不同的评论。依我的看法,把这些行动放到相似的环境中去比较最稳妥,不要前后对照,也不要借题发挥。
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有一次纵情的欢庆,听说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名少女,从窗里纵身往下跳,不让她的主人——一名兵痞子——暴力得逞;她没有跌死,不甘心,又用一把刀子要刺自己的咽喉,被人家阻止了,但还是伤得很重。她自己承认,那名军人没有逼迫她,只是哀求她,挑逗她,送礼物打动她,但是她害怕他最后会强迫她的。此外,还有她的言词,她的端庄,她的贞烈,都证明她的品德,不啻是另一位柳克丽希亚。可是我知道事实上,不论从前还是后来,她决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少女。就像一则故事说的不论你是多么光明磊落,当你在恋爱中完全绝望时,不要认为你的恋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不意味哪个赶骡的车把式不会碰上好运气。”
安蒂戈纳斯看到他的一名士兵道德高尚,作战勇敢,非常宠爱,还命令他的医生给他治好一种长期使他受尽折磨的病痛。看到他治愈后做事的热情远远不及从前,就问他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他回答说:“陛下,是您自己,治好了我的病,原来我因有了病才不计较自己的生命。”柳卡勒斯的士兵被敌人抢走了钱包,为了报复跟他们大打出手。当他收回失物时,一直对他很器重的柳卡勒斯派他去完成一项冒险而又光荣的任务,对他谆谆教导,好话说尽。
即使是懦夫听了也会勇气骤增[6]。
——贺拉斯
他却回答说:“派一个被人掏了钱包的穷小兵去。”
他粗鲁地回答:“让丢了钱包的人上你所说的那个地方去吧[7]。”
——贺拉斯
他坚决拒绝去。
我们还在书中读到,穆罕默德二世看到土耳其近卫军司令沙桑的队伍被匈牙利人冲垮,自己在战斗中贪生怕死,把他狠狠训斥了一番,沙桑二话不说,转过身,单枪匹马迎着敌人的先头部队不顾死活地冲过去,立刻陷在里面脱不得身,这种做法可能不是为自己辩白,而是回心转意;也可能不是天性勇敢而是恨上加恨。
前一天你见他视死如归,第二天你见他胆小如鼠,那也不必奇怪:或者是愤怒,是形势,是情面,是美酒下肚,还是号角声响,又会使他鼓起勇气;他的心不是靠思考能够鼓动的,而是环境坚定了他的勇气,若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又使他变成另一个人,那也不要认为意外。
我们那么容易表现出矛盾与变化,以致有的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另一些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种天性,永远伴随我们而又各行其是,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若只有一个灵魂或天性,决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变化。
不但偶然事件的风向吹得我任意摇摆,就是位置的更换也会骚扰我的心境。任何人略加注意,就会发现自己决不会两次处于同一个心境。按照观测的角度,一会儿看到灵魂的这一面,一会儿看到灵魂的那一面。如果我谈到自己时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时确也常常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都是从某个角度和由某种方式而来的。怕羞,傲慢;纯洁,放纵;健谈,沉默;勤劳,文弱;机智,愚钝;忧愁,乐观;虚伪,真诚;博学,无知;慷慨,吝啬;挥霍……这一切,我在自己身上都看到一点,这要根据我朝哪个角度旋转。任何人仔细探索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甚至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上,都有这个变幻不定、互不一致的地方。我也说不出自己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的普遍信条是“各不相同”。
我一直主张把好事说成是好事,还把可以成为好事的事也往好里去说,然而人的处境非常奇怪,如果好事并不仅仅是以意图为准的话,我们经常还是受罪恶的推动而在做好事。因此,不能从一件英勇行为而作出那个人是勇士的结论。真正的勇士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有英勇行为。如果这是一种英勇的美德,而不是一种英勇的表现,这种美德会使一个人在任何时机表现出同样的决心,不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人共处,不论在私宅还是在战场;因为,无论如何,不存在什么一种勇敢表现在大街上,另一种勇敢表现在军营中。他应该具有同样的胆量,在床上忍受病痛,在战场上忍受伤痛。在家中或在冲锋陷阵中同样视死如归。我们不会看到同一个人,在攻城时勇冠三军,在输掉一场官司或失去一个孩子时却像女子似的痛苦不堪。
一个人在耻辱中表现怯懦,而在贫困中坚定不移;在理发匠的剃刀下吓破了胆,而在敌人的刀剑前威武不屈,可敬可贺的是这种行为,而不是那个人。
西塞罗说,许多希腊人不敢正视敌人,却能忍受疾病,而辛布赖人和凯尔特人则恰恰相反:“事物不基于一个坚定的原则上就不可能稳定[8]。”
亚历山大的勇敢可以说无出其右;但是只是就他的那种勇敢而言的,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下的勇敢,也不是包罗一切的勇敢。尽管他的这种勇敢超群绝伦,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疵瑕;我们看到他怀疑他的左右企图谋害他时就惊慌失措,为了弄清内情竟然那么不讲正义,狠毒冒失,害怕到了失去平时的理智的程度。他还处处事事疑神疑鬼,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他对谋害克利图斯一事过分自责自赎,这也说明他的勇气不是始终一贯的。
我们的行为是零星的行动组成的,“他们漠视欢乐,却怕受苦难;他们不慕荣华,却耻于身败名裂[9]。”我们追求一种虚情矫饰的荣誉。为美德而美德才能维持下去;如果我们有时戴上美德的面具去做其他的事,马上会暴露出真面目。美德一旦渗透灵魂,便与灵魂密不可分,若失去美德必然伤害到灵魂。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必须长期地、好奇地追寻他的踪迹;如果坚定不移不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对于那个已经审察和选择了自己道路的人[10]”)如果环境的不同引起他的步子变化(我的意思是道路,因为步子可以轻快或滞重),那就由着他去跑吧;这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塔尔博特说的箴言:只会随风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