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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十章 论慎重许愿（第1页）

与大多数人相比，能触动我的事物，确切些说，能使我留恋的事物寥寥无几；凡事只要不左右人，触动人都有道理。我十分留心通过学习思考审慎提高我这种无动于衷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在我身上已自然而然大有进展。我赞成的东西少，因而热衷的东西也少。我视力清晰，但我的视线只停留于很少的事物；我感官灵敏却怠惰。我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均嫌迟钝：我因而难于投身任何事情。我尽我所能把一切利用于我自身；而正是在此何题上我要克制我的情感并乐于支持我的感情不过分投入，因为我虽熟谙此道却仍受人摆布，而且我对此的支配权远不如命运对此的支配权。因此，连我十分珍视的健康，我都可能有必要不抱希望，也不能认为疾病可以自外而来便格外热心关注身体。在憎恶痛苦和酷爱享乐之间本应适度；柏拉图曾为我们安排了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道路[1]。

然而我的确在竭力对抗使我不能一心专注于自己却寄托于别处的情感。依我之见，人有必要顺应他人，但只应献身于自己[2]。倘若我能轻轻松松抵押我的意愿，并使意愿适应这种抵押，我是不会坚持抵制的：我太脆弱，出于天性，也出于习惯，

对事务反感，

天生为闲暇而心安[3]。

——奥维德

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最终会有利于我的敌手，争论的结局会使我的狂热纠缠变得并不光彩，这样的争论和结局也许都将残酷折磨我。如果我像别人一样直接伤害人，我内心绝无力量承受好管闲事者经历的惊恐和激动；我的灵魂会因我内心的极度不安而立即崩溃。如果说有时我被迫掌管某些外部事务，我允诺的是掌管而非管到肺腑心肝；是承担而非与之混为一体；是照料，是的，但绝不热衷：我看那些事，但绝不盯住死看。我需要安排的事颇多，我个人也有众多揪心到血脉里的事务需要处理，哪里还容得下外部的事并为之卖命；我对纯属个人的日常基本事务兴趣颇浓，当然不会再招揽外部的事。明白自己欠自己多少情，自己该为自己效多少力的人都认为他们此种天然差事已足够他们忙碌而毫无闲暇。家事足矣，无须他顾。

人都在互相租赁。人不为自己而为他们屈从的人具有才能；他们家里住的并非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房客。这种普遍存在的性格使我不快：人必须爱惜自己心灵的自由，只有正当理由能促我们抵押这样的自由，而只要正确判断事物，正当理由是寥寥无几的。瞧那些习惯于受人控制支配的人，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抵押心灵的自由，无论为大事小事，无论与己有关无关，都可以抵押；哪里有困难，哪里有责任，他们都不加区别一律插手，他们心里不乱便活不下去。“他们只为忙碌而找活干[4]。”非因他们愿意走得如此之远，实因他们不能自我控制，恰如石头坠地，只有掉到地上才会停止[5]。在某种类型的人看来，工作乃是精明和位高的标志。他们的思想只在动中求静，有如儿童在摇篮中寻求安睡。他们对朋友说得上热心殷勤，而对自己却可谓十分厌烦。无人愿将银钱分发别人，人人都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对时间和生命挥霍之多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唯吝惜时间与生命可贵，有益[6]。

我的性格则迥然不同。我一切依靠自己，大凡希望得到什么均从容不迫，而我之所求原本寥寥；我忙于事务亦如此，罕见，不急不躁。人们企望什么处理什么总全力以赴，急切热烈。而世上险境环生，欲万无一失，则必须入世而蜻蜓点水浅涉其足。应浮游其上而勿深入其中。沉湎于享乐，享乐本身亦为痛苦：

你踩着

隐藏于凶险灰烬中的火[7]。

——贺拉斯

波尔多的先生们选我作他们城市的市长[8]，而我却远离法国，更远离这个想法。我借故推脱了，但有人对我说我错了，国王也命令居中调停[9]。这个职位似乎格外崇高，因为除了任职的殊荣，既没有薪俸也没有别的收益。任职期两年，还可以通过下次选举连任，不过连选连任的情况极为罕见。如今却在我身上发生了，此前曾出现过两次：几年前德·朗萨克先生有过这种经历，最近是法国元帅庇隆先生[10]，我接替的正是庇隆先生的位置：我本人的位置后来交给了德·马蒂尼翁先生，他也是法国元帅，一位勇于参与崇高事业的人。

两者皆为优秀行政官员及勇敢士兵[11]！

——维吉尔

命运愿意在此特殊情况之下分享我的晋升以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这绝非徒劳，因为在科林斯人的使节向亚历山大献出他们城市的市民花名册时，亚历山大对大使们不屑一顾[12]，而当大使前来向他陈述酒神巴科斯和大力神海格立斯如何列入此户籍登记簿时，他便亲切致谢。

到任后，我就忠实和认真地认识自己，完全如我感觉到的那样：没有记性，没有警觉，没有经验，没有魄力；也没有仇恨，没有野心，没有贪欲，没有激情。这是针对他们打听并了解到对我的供职可以期待什么而言。促使他们作出此决定的因素仅仅是他们对先父的了解和对他信誉的怀念，因此，我明确补充说，我很抱歉，眼下任何事情都可能产生对我友善的印象，因为昔日先父主持他们召我赴任的这个城市时，处理他们的事务和管理他们的城市都曾使他们产生对先父友善的印象。记得在我童年时[13]，我曾眼见父亲日益苍老，他在公众事务的纠缠中心灵受到痛苦的烦扰，竟顾不得家庭和睦的气氛；而在担任公职之前，衰老曾使他长久依恋家园；他对他的夫妻生活和他的健康也掉以轻心，而且长年累月为公务作艰苦的旅行不能脱身，当然也忽视自己的生命，甚至考虑以身殉职。他就是如此，加之他天生宽厚仁爱：从没有比他更慈善更得人心的人。这种生活方式，在别人身上我可以赞扬，我个人却并不愿效仿，而且我并非没有借口。父亲曾听人说必须为他人而忘却自己，说个别无论如何不能与总体相提并论。

世上的规矩和箴言大都以此种方式将我们推之于我们之外，并将我们就地赶走以为社会所用。那些规矩和箴言总希望改变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以达到效果良好的目的，因为圣贤先入为主，认为我们都过分依恋自己，而这种依恋又十分自然；为此他们订规矩讲箴言都不惜一切。圣贤不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按事物有利于什么进行说教，这并非新鲜事。

真理有妨碍我们，对我们不利，与我们不相容的一面。我们往往需要欺骗别人以达到不自欺的目的，需要蒙住自己的眼睛，麻醉自己的理解力以训练并改善自己的视力和智力。“无知者才进行判断，必须经常欺骗他们使他们避免犯错误[14]。”当他们命令我们超前于事物三度、四度、甚至五十度去爱时，他们是在模仿弓箭手的射击术。为了射击到位，弓箭手瞄准目标总超过靶子很高。为了竖直弯木头，人们把木头往相反的方向弄弯[15]。

我认为帕拉斯庙和别的一切宗教寺庙一样，有些表面显得秘密的仪式是作给百姓看的，而另一些更高层次更奥秘的仪式则只向公开的奥义信徒表演。在那些信徒身上存在相互之间友谊的真正本质，这可能是实在的。那绝非虚假友情，虚假友情使我们贪图荣誉，追逐知识、财富以及珍爱得毫无节制的东西，像我们肢体一般的东西；也非追逐奢侈逸乐的不得体的友谊，这样的友谊可能发生常春藤常见的情况，即腐蚀并摧毁它紧贴的墙壁。那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有规律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友谊。谁明白此种友谊的义务并尽此义务谁就真属于文艺女神的殿堂；他已达到人类智慧和幸福的巅峰。这样的人明确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他在自身生活的角色中感到他应当实行他人和社会实行的惯例，而且为此在相关的范围尽职尽责，为公众社会作出贡献。毫不为别人而活就是不为自己而活。“你是自己的朋友时，记住，你就是众人的朋友[16]。”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为此我们才相聚于此。谁不过正常而洁身自好的生活，却以为引导训练他人过这种生活便尽到了义务，那定是蠢人；同样，谁抛弃自己正常愉快的生活而去为别人效力，在我看来，他的决定既不正确也不近人情。

我并不主张人在承担公职之后又漫不经心，拒绝奔波、演讲、流汗或必要时流血：

我个人，我准备为亲爱的友人，

并为祖国奉献我的生命[17]。

——贺拉斯

但这是外部引起的偶然情况，思想上却永远平静，健康；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没有烦扰，没有狂热。单纯行动并不费劲，连睡梦中都可以行动。然而一开始行动就必须谨慎，因为人的身体承受的负担正是大家根据负担本身的情况为他设立的，而他的思想却往往扩大加重这种负担，不仅对他有害，并且想加到什么程度便加到什么程度[18]。人们作同样的事花费的力气不同，意志力集中的程度也各异。各干各的，事情照样进展顺利。多少人日复一日前去与己无关的战争中甘冒生命危险！多少人日复一日急匆匆投入胜负都不影响他们迅速安眠的战役里！有的人身居家中，远离战争危险，甚至未敢正视此种危险，他倒比在战场流血卖命的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更感兴趣。我曾做到参与公务但不舍弃自己一分一毫；为别人效力但不剥夺自我。

激烈的渴求于事无补，反倒妨碍人的行为[19]，使我们对不顺利之事或对迟于发生的事焦躁不安，对与我们打交道的人尖酸刻薄，满腹狐疑。受事情左右和驾驭便永远处理不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