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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12】这是傅斯年的决心，也是其性格的写照，通观傅氏一生，似乎都与这个最初的理想与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只是傅斯年没有想到，这一匡时济世的理想与做法，曾一度受到他心爱并尊崇的老师胡适的误解，并发出了“大失望”的慨叹。按照胡适的想法，留学放洋就要有一个结果，而最好、最明显的结果是取得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否则便是失败的象征。从这一点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适，的确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当时留德的罗家伦等一帮有志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罗氏后来曾对傅这一选择解释说：“他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不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13】罗家伦所言，显然比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识见要深远了一步，也更切中当时的现实要害，毕竟五四之前与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对自然科学兴趣大增，而心理学正是一个热门，如北大毕业生汪敬熙、吴康等出国留学后，专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学。傅斯年在伦敦大学选择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罗家伦认为是早年受章士钊演讲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学的影响，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颇感兴趣。另据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他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当年他“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14】正因为傅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当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胡适不明就里，妄下论断，他哪里知道抵达英国的傅斯年，视野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同时对英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等著作也多有涉猎，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怀揣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与抱负，以及“先博后专”的宏阔视野与思想战略，傅氏在学术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并超越了他的老师胡适。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伦敦大学，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同样沉甸甸的困惑，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柏林日夜（1）

傅斯年由英转德前后，除陈寅恪、俞大维几人，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到柏林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中的人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确切地说，傅斯年由英转德，主要原因还是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渴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搞出点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亲身前往领教一番。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陈寅恪有关。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维并不熟悉，即使见过面也没有深的交往，因而罗家伦所说傅到柏林大学是受陈、俞二人吸引并不准确。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对俞真正了解并与之密切交往，是他转入柏林之后的事，且是因了陈寅恪的关系才与俞大维逐渐密切交往并成为好友的。后来毛子水进入柏林大学就读，傅向这位北大同窗介绍情况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又据毛子水在台湾时回忆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平日得益于这班直、谅、多闻的朋友不少。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还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15】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柏林大学的重逢，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傅斯年的治学追求，并最终使傅的兴趣转到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这一学术领域。可惜的是，陈、傅二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或传记的作者，在记述二人交往史事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堆纠缠不清的谜团。

毕竟龙行有影，虎行有风，通过二人留下的点滴资料与他人的回忆，陈、傅在柏林的留学思想、生活与学术追求，还是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线索。

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通过傅斯年藏书分析，尽管当时的柏林大学物理学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均名冠一时，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门类仍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柏林康德街24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6】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期间相互往来，访谈游玩，时而讲文论学，时而高谈国是。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群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其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做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柏林日夜（2）

当此之时，与傅斯年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心中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诱惑，在德国及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做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17】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氏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对方似乎一直没有忘记陈氏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作报告，于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18】而当“*”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19】，“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继而保证陈是“爱国学者”，【20】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二人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来到德国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Potsdam）忘忧宫（Schloss　Sanssouci），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南按：应为温庭筠，罗氏误）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21】罗家伦此语虽含调侃的意味，并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傅氏的志向与心境。

到了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十九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按兰克的理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资料。其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I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说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对此评论说：“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富有魔力的短句。”【22】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把兰克的理论与他创造的学派又称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最终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和安身立命之托，与当时欧洲的学术大气候自然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抉择，引爆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中国史学辉煌的革命。

柏林日夜（3）

通过陈、傅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渐渐汇入同一大海的历史脉络。许多年后，当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著名史家王泛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时，发现了傅氏当年的手稿、笔记和他与民国学人来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记录于柏林大学求学后期。把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对照，竟发现二者授课的教授相同，从而可知二人上过同一教授的课程。已知的是陈寅恪对梵文大师吕德施极为推崇，而傅斯年档案中所见，在他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载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内容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开承认他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的。王泛森根据这些材料，结合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判断，认为傅斯年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购买比较语言学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23】。王氏这一推断当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从后来陈、傅二人的学术交往与思想沟通中亦可见出。

陈寅恪常谓“读书须先识字”【24】，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专门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工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习，当时他在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这一个半月中，看来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马克余之房钱，像前者，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减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汉）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25】

当傅斯年最终决定转向实证主义史学，便显示了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学业大进的程度出乎诸生意料。面对傅氏咄咄逼人的锐气，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6】五短身材，却聪明绝顶的俞大维遂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免了与傅胖子的直接对垒交锋。学成归国之后的俞大维于1933年再度重返德国，进入柏林工业大学，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对弹道学的学习研究更是精进，终成著名的兵工制造与弹道专家，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要职。

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赵元任，携夫人杨步伟到柏林准备转道回国，此前在辞却哈佛大学教职时，特致函陈寅恪，希望陈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陈寅恪自感学业未成，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27】虽为一句戏言，赵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后来杨步伟写了一本叫做《杂忆赵家》的书，这位妇产科出身的医生，在写作上尽管不是内行，但总算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史料，多少弥补了行文中的缺憾。据杨氏回忆，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大家见面后越谈越高兴，有时间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看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