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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部分(第3页)

8月23日,清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然留在陕甘总督任上。

四十二岁的宁乡人黄万鹏奉命率部镇压甘肃河州的闵殿臣起义军。他是湘军宿将,所部是刘锦棠建立的旌善五旗中的骑兵。

到了秋天,张曜率部西进,驻扎新疆哈密,大兴水利,开垦二万亩荒地,每年获得几千石粮食,供应部队。

哈密的土质容易渗水,开垦和耕种,需要使用土工、石工和毛毡包裹工,是别处所没有的。张曜亲自率领所部经营缔构,十分勤勉。

关外的各路清军,全部隶属于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金顺率部出关,驻扎在巴里坤,与景廉关系不和。清廷向左宗棠垂询此事。左宗棠上奏说,景廉为人方正,很有学问,足以为僚属做出榜样,但是过于拘执古板。金顺宽和服善,很得人心,平时显得庸庸碌碌,但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这是他亲眼所见的。既然金顺处在前敌位置,就应该让他负责军事。

古丈人杨占鳌因伤病交发,以奉养亲老为由,辞官卸任回乡。慈禧太后赐给他一万两银子,要他回乡架桥修路。他回乡后广置田产,成为古丈首富。为了向清廷交差,他在三道河草草修了一座铁索桥,取名“三道河桥”。

刘岳昭抵达京城,得到清廷的慰劳,获赐寿礼。

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廷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廷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十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子四十万两。

12月20日,日军全部撤出台湾。

日本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首选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廷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野心。

湖南提督宋庆于11月2日改任四川提督,云南提督马如龙改任湖南提督。

为了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英国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探测通向中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杨昌濬经手核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民众对杨昌濬大为不满。但是,左宗棠对杨昌濬的清正为官,始终深信不疑。他没有想到杨昌濬会官官相护,妨碍司法公正。所以,他一直为杨昌濬叫屈,并且认为这是浙江和京城里有些人妒忌杨昌濬,故意跟他过不去,因为在此案发生之前,就有不少高官对杨昌濬进行过攻击。左宗棠曾安慰他:“阁下伟量宏才,朝论翕然,断非蚍蜉所能撼。”这一次,左宗棠依然力挺他渡过难关。

左宗棠知道,杨昌濬的去留,关系到陕甘军饷的有无,因此,他当然希望杨昌濬一方能够胜利,才不至于丢失浙江巡抚这个十分关键的位置。他不但不怀疑杨昌濬,还不断地给他打气。

左宗棠远在陕甘,并不了解此案的细节,凭什么对杨昌濬深信不疑呢?原因有五条。

首先,杨昌濬早就无意于仕途高进,不是官迷,不会去干用鲜血去染红顶子的事。

第二,杨昌濬在浙江为官,颇有建树,而且为楚军筹饷,不遗余力。因此而得罪浙江的一些官绅,在所难免。

第三,在此案审理期间,杨昌濬曾打算离开浙江,到甘肃协助左宗棠,似乎饱受了委屈。

第四,杨乃武一案,是报纸炒作出影响的。左宗棠非常讨厌当时由外国人出钱让中国人办的报纸,即所谓的“新闻纸”。这些报纸替外国人说话,混淆中国人的视听,令左宗棠大为反感。所以他主观认定,报纸抹杀了公论,为奸人喊冤,而对朝廷听信报纸传闻,他大惑不解,甚至气愤地说:杨昌濬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浙江?偏偏浙江人就不服他的教诲,这都是因为他“性气宽和,人无所忌”。他感叹世风日下,竟然会有人“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杨昌濬在此案审理期间,又做了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令左宗棠感动不已。

杨昌濬知道左宗棠在陕甘艰苦卓绝,正要进军新疆,收复国土,把自己积攒的养廉薪俸,共计二万两银子,捐献给左宗棠的部队。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时,收到这笔款子,抵达肃州时,才向杨昌濬表示感谢。他知道杨昌濬已经承受不住杨乃武一案的舆论压力,打算辞官回家,便在信中非常体贴地对他说:我虽然不敢辞谢你的馈赠,但担心你为官在外,长期没有顾及家里,恐怕将来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到你回家时,我一定会把这笔款子寄还给你。

这件事,让左宗棠再一次看到,杨昌濬做官不为私利。这样一个官员,怎么会贪赃枉法呢?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1875年,光绪元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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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于1月12日驾崩,享年十九岁。三岁多的光绪皇帝于1月13日登基。

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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