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犯了,既伤受害者的自尊,又表示了性别歧视的大忌讳,怎能不走路呢?
由此可知,幽默固然妙,但是如何抓住分际,幽默得恰到好处,更是大学问。近日看电视,见主诗人以一位残障歌星当笑料(当天那位残障者井未到场),或对着相貌不出色的女孩子说“阁下这副尊容”,再不然则在电视剧中让儿童当众尿尿,在桥剧中表现在车上偷香,以手摸对方臀部,再拿到鼻子前嗅的镜头。让我不禁要问:“这是幽默吗?还是因为社会一下子开放,连幽默笑料,也顿时失了分寸?”
我朋友所说的一段话,更引起我的省思。
“当人们吃完大油大腻之后,是无法欣赏淡雅的禅宗水墨画的!当‘抓痒’式的幽默已经引不起皮肤的感觉,只好用‘打’的了!”
请问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因为吃了太多的油腻,而对点到为止、意味深长的高级幽默失去了感觉?
幽默,你在哪里?
有不舒适的城市没关系,问题是那城市里是否也有最不舒适的家庭!
从国看家
去年底,美国教育电视台,做了一系列有关自由中国的报导,广泛地介绍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其中有一句旁白,听了令我十分不愉快,那是当片子介绍到有关台湾的公害污染时所说:“台北,世界上住起来最不舒适的地方之一。”(One Of themost uncomfortableplaces in the worod for living)
这句话一直挂在我心里。某日特别提出来和十七岁的儿子讨论,哪知道年轻人居然眉头一场:“有不舒适的城市没关系,问题是那里是否也有着最不舒适的家庭?”
儿子说这句话或许并没怎么经过大脑,对于我来讲,却有如当头棒喝。
“可不是吗?国家、国家,一国的情况不常也反映在家庭里吗?”
我们有着八百亿美金的外汇存底,造成骄奢逐利的社会,却无法改进环境的品质。许多人只知求取个人的利益,不顾群体的发展。只求车内的舒适,不顾车外的污染;只求关起门来,享有室内的安宁,却不管自己在外面制造的噪音。
问题是,当我们关起家门,门内是不是也反映了这样的社会情况呢?
我们的家庭可能拥有比西方人高得多的储蓄。可是室内再不然就是多年一成不变的陈设,再不然则动辄数百万元装潢,结果却显得杂乱无章,没有表现出个人的风格与品味。正如同我们所居住的都市,有一栋栋看来不错的建筑,却常未能表现出民族的风格与整体的谐调感。
我们的厨房可能有美国的不沾锅、英国的蓝花瓷,却见那锅盆炉台,满是油垢黑烟,家里除了宴客,用的常是塑胶腕盘。
我们的客厅可能有柚木画柜、红木家具,里面却堆着过时的报纸、喝空的酒瓶和准备用来装垃圾的各种购物袋。如同我们新建的文化中心、美术馆,可能有最昂贵的硬体设备,以及贫乏可怜的收藏与演出。
我们号称有敬老尊贤的美德,许多家中的高龄长者,却成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到吃饭时才被“请”出来,平常难得有年轻人“领着”出去散步、旅游。如同我们有许多国宝级的艺术大师,却只见政府要员一年一度前去拜寿,平时则乏人问津。
我们的子女,一方面希望得到父母“中国式”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方面要求“西式”的民主与放任。如同职员要求公司有日本式的升迁与福利,却又追求美国式的跳槽与个人自由。
我们的父母可能一面交给子女过多的零用金,一面下达十八世纪的专制令,自己却又早上坐号子,晚上在酒廊,如同……
总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集合,当我们大声疾呼国家要现代化的时候,是不是能先由家庭做起呢?
我们常说人才不怕被埋没,迟早会被发掘出来。但是,今天这句话或许不对了!
不能及时成功就是失败
由于后院紧邻者被列为鸟类保护区的森林,使我经常能观察到鸟类的生态,尤其是在屋檐下挂了野鸟的喂食器,躲在百叶窗后,更可以近在咫尺地看它们的小动作。
最爱仲春、山茱萸花盛开的时节,红雀、蓝坚、斑鸠、麻雀,都携家带小地来进餐。其中阵容尤其庞大的要算是麻雀了,一对父母,足足领来五只小宝宝,不知是否因为怕冷,宝宝紧紧地挤在同一枝上,等着父母喂食。
大鸟总是先飞到喂食器里卸取谷子,然后飞到地面咀嚼,再回到枝头哺育孩子。而每当大鸟飞临的时候,小雀都极力地抖动翅膀,张大了嘴巴,并发出叫声,别看那些小鸟不大,它们的嘴巴张开了可是惊人,似乎整个头,就只有一张此的样子。而且小雀的嘴跟大鸟的颜色不同,色彩较浅,边缘呈淡淡的黄色,变得非常显眼。
观察久了,这些小鸟的生活,竟使我产生一种惊悸,我发现在那一窝初生的小鸟之间,居然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生存的竞争。至于那张大嘴巴、高鸣、乃至抖翅的动作,则莫不是为了吸引大鸟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