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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忧虑，便开始联系送他们去浮山学习的事。当月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父亲说：“我已函志烜甥，令问房君家私立中学已否成立？如已成者，即将宁、济两孙送往彼处肄业（房君号师亮，与浚甥同学至厚。渠父在桐城某山创一中学校，曾函邀两孙入面）。因该校系在乡间山中设立，无恶空气传染，最宜读书故也。”

二姐对放在武汉的两个孩子，也很不放心。父亲1928年3月21日给母亲信中讲道：“顷接纬女来禀，对于宁、济两孙不肯写信，焦急万分。”于是，安排好二姐的两个孩子，使不学坏，成为父亲的要事。1928年四月初三日父亲给母亲信中说：“现济孙在日本学校，种种不宜，即刻要搬出来。宁外孙在武昌学校，我亦极不放心。我拟于最近时间，送他弟兄到安徽桐城上学。桐城房君与浚甥同学至好，在该县浮山中办一中学，曾函招两孙前往肄业。”两天后，四月初五日，父亲又给母亲一信，说：“忽接济孙禀，言已出校（因日本出兵欺压我国太甚，义不可留故也），专等我送他到安徽读书。”那时刚发生过日军入侵山东屠杀六千多中国人的“济南惨案”。济世小小年纪，已热情爱国，坚决离开了日本人办的学校。

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当月二十七日他给母亲信说：“我送济孙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汉口动身，初八日即抵安庆。将济孙安置妥当后，当即就近至上海一游，在群士先生处住七八日。”信里所说“群士先生”，是刘积学，号群士。当时刚卸任北伐军河南宣抚使职务，寓居上海。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我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5）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面刻着：

孙炳文之墓

民国廿四年八月廿五立

1935年8月25日，是二姐带我在开封四川义地埋葬孙炳文骨殖的日子。如果这是农历，这天就是公历1935年9月22日。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找到孙炳文遗骨的。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有一个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欧阳竟文安排人偷偷给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从我二姐数年以后能带回遗骨——她确认无疑才会把丈夫带回开封安葬——来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二姐曾随孙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与夫家亲戚多相熟识。而且，应该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并且辨识夫君遗骸。

那个四川义地，后来好像归入了开封烈士陵园的范围。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过什么施工，孙炳文就一定还埋在那里。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那时我已经知道二姐夫是被蒋介石杀死的。二姐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我那时知道她是共产党，也知道不能对别人说。那时，我在学校有个姓杨的同桌女生，很信任我，老悄悄跟我说，昨天什么地方又枪毙了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人什么的。一天她红着眼圈小声告诉我，她有个表哥是共产党，昨天也被枪毙了，让我别跟别人说。那时候的政府呀，老杀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我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在郑州帮助救护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在郑州时，开始二姐带我们全队女孩子住在刘积学家。刘积学也是新蔡县人，做过我父亲的学生，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北伐时，他做过河南宣抚使，后来当过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家院子大，房子多，住得下我们。过些天，二姐带我们搬到了另一个住处。有一天我们出去救护，赶上日本飞机轰炸。回来时一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没地方住了。刘积学听说后，非常着急，派人到处找我们。我知道了，就赶紧去他家。见到了我，他才放下心来。他让我坐下，跟我说了半天话。其中，他感慨地对我说：“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我们的救护队解散后，二姐就北上山西了。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6）

父亲送我到延安时，二姐和她的女儿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壁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二姐信中还说：“兰（维世乳名）走了之后，一切东西你去收拾没有？尤其是那包文件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保存起。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一床很薄的棉被，现在不够用，请你设法把那床厚而软的棉被托人带给我。交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陆竟如转我。”

二姐离开了延安，维世又去了苏联，她们娘俩儿的东西都留下了。我那时没想着她们可能还会回延安来，结果把她们的东西都送人了。有人没被子，我就说这儿有，让人家拿走了。二姐写信让我给她带被子去，我拿不出来了。当年冬天二姐回来，仍没被子盖，笑着说我：“傻丫头，你没想想，我还得回来呢，我回来用什么？”二姐在重庆时，曾经把她的薄毛衣等好东西，托帅孟奇帅大姐带到延安给我，说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显得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