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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女儿冯钟璞去接。我们在清华门口等着，忽听见有人问：“是六姨吗？”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姑娘，觉得这可能是钟璞。我们当年分别时，钟越还是个小儿童，钟璞还是个小姑娘，现在，长这么大了。钟璞其实也不认识我们了，只是看见这两个人穿的是解放区的破棉袄，就试着叫了一声，就把我们接到了。她引着我们走进清华园，一路上热情地问长问短，把我们接到了家。

三姐的这个女儿，聪明过人，修养很好，真是个才女，多年以后成长为著名的作家，笔名宗璞。她一直对我很好，有事儿常和我商量，到现在还给我订健康杂志。逢年过节，我们总要相聚。她的丈夫蔡仲德是位学者，建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前几年因癌症去世了。现在，她的女儿冯珏很孝顺母亲，有时也陪着她来和我相聚。钟越后来成长为科学家，是我国飞机强度专家，也是开创者，在歼８、歼9等多种飞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光荣册。他长年在黄土高原工作，到北京时，也来看望我。可惜五十一岁就病逝了。三姐的大女儿钟琏在西南联大读的外语系，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没结束时就去世了。三姐的大儿子钟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从军抗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役，后去美国，留在了那边，成为工业锅炉专家。近年常回国，每次也都来看我。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2）

钟璞在清华门口接我们那天，三姐夫芝生兄也在家等我们，大家一起吃了饭。芝生兄在学问上是一代宗师，但平常话不多。那天却问了我们好多延安的事情，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很有兴致。后来，三姐三姐夫又进城来看我们，在前门大街请我和一达吃烧麦。在饭馆里，旁人都看着奇怪：一对衣衫整齐的文化人夫妇，怎么跟一对穿着解放服、腰里扎着皮带的土八路夫妇，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跟三姐一起安葬二姐后，我和一达留在北京，工作未定，就带着儿子延风、女儿乔乔，去清华乙所三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在延安的原单位的人，邓泽、张一然等，也就都到我三姐家串门，来看我们，还在那儿高兴地玩，跳舞什么的。在清华三姐家住着时，梁思成先生听芝生兄说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就要跟我们见面，约了时间到三姐家来。我们知道梁思成是一个搞建筑的大专家，一见面，却是一个特别平易的知识分子，说话客气得很。梁思成问我们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房子，可是我们只知道毛主席住窑洞，答不上来，弄得他挺失望的。我们多年在陕北钻窑洞，显得很土。那时三姐家有一个电冰箱，我看着特别新鲜。当时北京城里没什么电冰箱，清华园里也只有这一个。那是芝生兄在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来的，后来捐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我们还在城里白米斜街3号住过。那也是三姐家的房子。当时，我们住前院，闻一多先生的夫人住在后院。芝生兄和闻一多是相交多年的好友。闻一多被暗杀后，清华大学不再给他夫人提供住宅，冯友兰就邀她带孩子住在白米斜街了。三姐曾带着我，穿过狭窄的侧夹道，去后院看望闻太太。我父亲因二姐去世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那之后，我和三姐一起，随父亲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达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开始上下班了。但在天津做领导工作的黄火青同志，想调一达到那儿去工作，我们就去天津了。三姐和钟璞到前门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我们到天津后，三姐曾提着一大坛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专门从北京跑去看我们。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江米酒。

过几年，组织上让我们出国工作，我们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我那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带出国，三个大的，就由三姐做监护人，另外一个监护人是我的好友黄灼。老大延风那时在北京七中念书，两个女儿，乔乔在芳草地小学，津津在外交部幼儿园，周末都要接送。后来左莹、黄灼夫妇帮忙办理，把乔乔、津津都送进了育英学校。平常周末，孩子们有时到黄灼家，有时回我三姐家。寒暑假则都在我三姐家。那时三姐家已经从清华搬到北大了。钟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学接乔乔，赶上下雨，就叫了辆三轮车。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没法儿走了，就拐到一个出租汽车站。那儿只有几辆出租车，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辆，钟璞才把乔乔接回北大。暑假时，孩子们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儿钟莲的孩子们一起，整天围着未名湖跑，满学校钻，一块儿玩儿得高兴。津津那时小，不知为什么不爱看电影，一说要去看电影，就藏起来。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津津，都走啦，出来吧。”津津才爬出来。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3）

曾经师范毕业、当过学校校长的三姐，一生都贡献给家庭、贡献给丈夫冯友兰了。三姐和大姐、二姐一样，都是“改组派”，就是小时候缠过脚，但缠得不厉害，后来放了，看不出来。她们都是有文化的女性。三姐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她很有工作能力，后来辅助丈夫，就不在外面做事了。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抗战期间在云南西南联大时，生活艰辛，有些教授卖文卖字刻图章，我三姐就卖炸麻花，用这些办法来补贴家用。

解放以后我父亲来北京时，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住过。1949年，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到乙所看我父亲。有一次钟璞一个人在家时，周恩来来访。钟璞当时对领导人没什么具体概念，外祖父不在，她就礼貌地请客人在客厅里坐等，她自己在里间跟同学说话，让人家等了半天。维世一次从苏联回来，也住在乙所，周恩来带一些人来参观清华时，联系好让维世在校门口等他们。维世带着钟璞，陪着他们在清华校园里走了一圈。

搬到北大后，三姐曾在北大校园里做燕南园等八大园居委会主任，坐着一辆三轮车全校跑。谁家卫生不好，三姐就带一帮老太太帮助搞卫生。三姐对居民的事情非常关心投入，选基层人民代表的时候，“任大姐”（三姐）的呼声很高。当时北大校园里的居委会经常在三姐家里开会。每次到家里来开居委会，芝生兄只管坐在书房里，静静地做自己的学问。后来在“*”的暴风骤雨中，他能走过来，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芝生兄常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位女子，后来为此曾在旧金山机场口占一绝：“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他的贤妻就是我三姐，女儿是指钟璞。

我们50年代末回国后，多年在北京工作，跟三姐往来很多。“*”以前，三姐家经济条件好。她和芝生兄知道我孩子多，负担重，所以只要出门吃饭，准叫上我，带着我全家孩子打牙祭。我在北方昆曲剧院上班的时候，一次三姐打个电话到我单位，约我中午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三姐和芝生兄就进城来找我。我下班往外走，路过我们单位传达室，看见三姐和芝生兄两人在里面，正坐在个长条板凳上等我下班呢。他们等了我很长时间，为的是带我去同和居吃饭。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每年暑假，我们全家都要到三姐家住一住，让孩子们在北大校园里跑一跑，还跟三姐全家同游颐和园。

记得我还是少年儿童的时候，年龄甚至比姐姐们的孩子还小，但是就得仰起脸儿来，跟黄志烜、孙炳文、冯友兰这三位大知识分子称兄道妹。父亲因循旧礼，三位姐夫都过了冠岁，便不呼他们的名，而称他们的字了。父亲让我也这样称呼，管大姐夫黄肇修叫“志烜兄”，管二姐夫孙炳文叫“浚明兄”，管三姐夫冯友兰叫“芝生兄”。想起来，挺滑稽的。这三位姐夫则都管岳父岳母叫“舅父舅母”，好像是从古代“外舅”那里继承来的规矩。两三千年前的《尔雅·释亲》里就说“妻之父为外舅。”我看父亲给母亲的信里提到黄志烜、孙炳文时，也说是“志烜甥”、“浚甥”。后来一达给我父亲写信，也称“舅父大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4）

“*”中，芝生兄出去挨斗，三姐就拿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抄家时，三姐眼看着她的一个晶莹炫彩的钻石戒指，被一个抄家的女的带在手指上拿走了。“*”后期，三姐跟我说，人都没事儿就好，东西就不再要了。他们家被抄得很厉害，东西丢得非常多。“*”中有一段时间，芝生兄工资被扣，三姐家生活非常困窘。一次三姐到我家来，聊起这些事，我便给她钱帮助她。那时一达的工资也被扣着，我钱不多，就给了她一百元。芝生兄工资补发后，三姐硬是加倍还了我。三姐说，幸亏六妹给我点儿钱，要不当时真过不去了。唐山大地震后，我和一达也曾住在北大三姐家的地震棚里。“*”期间，我在三姐家跟她谈宁世、维世的死讯时，难抑悲情，痛哭不已，三姐也哭得伤心。钟璞边落泪边劝慰我们。三姐说：“江青不就是个演电影的吗？怎么能让她出来了？毛主席怎么娶了这么个人？”30年代，三姐就知道艺人蓝萍的那些烂事儿。

从50年代开始，我们跟三姐和芝生兄一直往来密切，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不是那种一脑门子官司的人，而是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

三姐家1952年住进北大燕南园54号，1957年搬到57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中，57号曾经又住进来五户。公家把三姐家的客厅中间砌起一堵墙，外间做系里的学习室。后来房子都还了，但这堵墙再没拆，到现在也没拆。

1977年，三姐肺癌病重。我接到钟璞打来电话，到三姐家里去看她。三姐躺在床上跟我说话，问长问短的。我想应该没大问题。后来又接到电话，说病重了。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第三次，三姐已经住在北大校医院了。她躺在病床上，人变得很瘦，很弱。她看见我，就伸出手要拉我的手，拉住我的手后，就看着我。我看着变成这样的三姐，心如刀绞，不知该用什么话安慰她，只忍住难过，说：“三姐，你会好的……”三姐看了我半天，才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句话。她说：“六妹呀，就剩你一个了。”只这一句，说得我心里翻江倒海，撕扯刀割。我那么多姐姐，从此就该一个都没了！我再也忍不住，面对三姐，失声痛哭起来。

从此以后，六姐妹中，真的就剩我一个了。

我说过，我们姐妹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后看起来，是殊途同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虽然看上去曾经追求不一样，走过的道路也相距甚远，但是，不论我们是曾经走上革命的道路，还是适应社会，在家中相夫教子，我们都不同于皇权时代的旧女性了。实际上，我们都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也都为国家做了事情。我的姐姐们都很有修养，这是父亲让我们读书的结果。我想，父亲对他的女儿们，一定是满意的。

我和维世一起逃学，一块儿跪着挨训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1。　我和维世一起逃学，一块儿跪着挨训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陕西做事，带我在西安住过。姐姐们都不在，也没有别的小孩儿，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玩儿。大人们都睡午觉了，我就拿根棍儿挑着个什么东西，前院后院地跑来跑去，玩儿出一身汗。但还是闷得慌，就老想维世，想让她来跟我一起玩儿。我整天跟母亲喊：“没人跟我玩儿！没人跟我玩儿！”母亲只能笑，拿我没办法。想着想着，有一天，维世真来了。那天，我看见从门里走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兰！我太高兴了——又有人跟我玩儿了！

在西安的时候，有段时间，父亲请了位教师，来家里教我和维世读书。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两天，就坐不住了。我们俩不想念书，想出去玩儿，就悄悄商量逃学的办法，怎么能不让大人们找到——那时我们常悄悄商量事情。我们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席棚，下边有个破洞，里面可能是个临时厨房。我们俩特高兴，就往那洞里钻。钻进去，俩人并排，头朝里呆着不动。听见大人使劲儿喊我们，我们就捂着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这下儿谁都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听见跟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随从田兴仁喊起来：“看见了，看见了，在这儿呢！”原来，我们俩的四条小腿、四只小脚，都在席洞子外面露着呢。田兴仁哈哈笑着，抓着我们俩的脚，把我们拽了出来。父亲的这位随从田兴仁，一直跟随父亲。我母亲在新蔡县给他娶了媳妇，我管他媳妇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来田兴仁死了，田嫂改嫁给我大表兄的儿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兴仁把我和维世拽出来后，送到老师那儿。没办法，我俩只好坐下，接着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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