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七舅爷死后出生的,有关他老人家的信息很多是从听戏引出的。
五十年代初,我常跟着父亲去听戏,印象最深的是《逍遥津》。《逍遥津》是出悲苦戏,说的是曹操威逼汉献帝的故事,曹操带剑入宫,乱棒打死了皇后,还鸩杀了皇帝的两个儿子,害得皇上在龙案后头哆哆嗦嗦地抱怨自己是猛虎失威,是孤魂怨鬼,是扬子江驾小舟,风飘浪打,不能回归。
这一段慢板唱得悠悠荡荡,荡荡悠悠,如泣如诉,最终以一句开阔高昂散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炸雷般结束,让人一惊,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跟父亲听戏,每回听到“猫鼠相随”我都要睡觉,看不到真的猫鼠在台上相搏,很没意思,穿黄袍的皇上在上头没完没了地唱,没有耗子也没有猫,猫鼠不出来,就犯不着那么使劲儿地看,不看干什么呢,戏园子里所购的花生瓜子又不禁吃,棉花糖已经干掉了五块,只好睡觉!于是,原本垫着父亲大衣,高坐在椅子扶手上的我“哧溜”一下就滑下来,闭上了眼睛。我不懂一出杀人的戏为什么叫了个挺舒坦的名字《逍遥津》,也不知这个皇上怎的窝囊到只有唱,没有别的花样,比如拿个大顶、尥个小翻什么的……总之是稀里糊涂地听,稀里糊涂地吃,稀里糊涂地睡,稀里糊涂中被汉献帝那一声“喧哗如雷”惊醒,看到的是父亲兴奋地直着身子叫好,周围喝采一片。
给汉献帝叫过好的父亲,领着我回家的路上却说,这个汉献帝唱得不好,咬字不准,老家八成是宝坻县种蒜的,你听“猫鼠相随”那个“随”字,竟然冒出了京东紫皮蒜的冲味儿。我让父亲跟汉献帝去说说,下回把紫皮蒜换成羊角葱,父亲说,没有用,娘胎里带来的。父亲又举了几个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名字,说他们在台上有时个别尖团字的发音也不准确,不是没学到家,是偷懒。父亲听戏听得仔细,我不行,听什么都是糊涂。
父亲说《逍遥津》这段二黄唱得最好的,当属牧斋,牧斋之后就再没人能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牧斋指的就是七舅爷了,七舅爷名景仁,字牧斋,我母亲的表舅,从辈分说,父亲低着一辈儿,不该直接叫七舅爷的字,可是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就跟七舅爷是朋友了,一块儿称兄道弟惯了,并没有后来因为成了亲戚而改口。作为媒人之一的七舅爷,在父母亲结婚后,走动得更勤了,两家的关系也变得近了许多。表舅是一种怎样的亲戚关系我搞不清楚,要理清楚这圈套圈的关系恐怕也颇费时间,“文革”时候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就想,我母亲的表舅也数不清,听听吧,都七舅爷了,前头还有六个哪!母亲对七舅爷敬重有加,关照有加,每回舅爷来了都要给舅爷做海鲜打卤面,那时候的海鲜不过是用温水发了的大海米、用鹿角菜和白肉汤打卤,不是现在用的张牙舞爪的生猛。北京人过生日才吃打卤面,对舅爷却是特殊,舅爷喜欢打卤面,喜欢鹿角菜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感觉。
七舅爷专找父亲在家的时候来,他是来找父亲唱戏的,七舅爷一来还没等茶壶里的香片泡出味儿来,我父亲的胡琴就响了,开场便是《逍遥津》,接下来舅爷一段一段地唱,父亲一段一段地拉,《文昭关》、《三家店》、《借东风》……老生戏几乎都要过一遍,唱的要唱足,拉的要拉够,直待掌灯我母亲端出晚饭,父亲的胡琴拉出二黄导板,七舅爷唱出“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便算到了尾声。唱了一个下午,这时舅爷的嗓音已经放开,亮出了炉火纯青的功夫。以《逍遥津》开始,以《逍遥津》结束,不过,后头的《逍遥津》和前头的质量是大不一样了。
看到饭桌上的打卤面,七舅爷会不安地掏出手绢擦汗,嘴里说着该走了的话,可屁股并不动窝。母亲一定会执意地挽留,父亲也会借着往墙上挂胡琴堵在门口,说些必须留下的理由。七舅爷的日子过得窘迫,不似我父亲有固定的收入,七舅爷没工作,全凭典当家底过生活,以前过惯了拿钱粮,大撒把的日子,辛亥一革命,铁杆庄稼没了,猛地一收,还真的有些刹不住车。
七舅爷家穷,但日子过得很悠闲,文章写到这儿,我思索半天才想出“悠闲”这个词,觉得还算比较贴切,至少对七舅爷本人来说,日子过得是悠闲舒展的,至于其他成员就另说着了。
七舅爷住在东四六条,离我们家不算太远,跟老五住的九条只隔了两条胡同。七舅爷不上班,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除了上我们家以外就是上老五那儿去,老五那时刚被我父亲赶出去,正有着获得自由之身的欣喜和张扬,七舅爷一去他便张罗着从饭馆叫席面,舅爷知道老五的性情,自然也不客气,尽着有名的、好吃的、爱吃的使劲点,吃不了兜着走。老五不会拉胡琴,但是会弹三弦,会填词作曲,七舅爷会跟胡琴也能将就三弦,每每在三弦的伴奏下唱京剧《逍遥津》,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我现在想,跟几十年后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大概如出一辙,京戏既然能跟钢琴结合,肯定也能跟三弦结合,在那个时代应该颇具后现代意味。如果说七舅爷跟我父亲是朋友,那么跟我的五哥,叶家老五就是莫逆了。
舅爷家的小院不大,廊子上挂着鸟笼子,院里跑着京巴,北屋窗前,东边一棵红石榴,西边一棵白海棠,当中本应是金鱼大缸的位置换了一个雕花石头基座,既可以当桌子也可以当凳子,石头基座是圆明园遗址的旧物,雕工精美绝伦,是七舅爷花一百两银子从圆明园福海边上农户手里淘换来的,绝对的皇家气派。七舅爷最爱的是在雕花基座上摆弄他的那些蛐蛐,他的蛐蛐个个不凡,都是上了名虫谱的。七舅爷起得晚,每天太阳老高了才打着哈欠从屋里踱出来,出来先看天,凝神注目呆坐一个时辰,才趿拉着鞋走到墙根,打开他的鸽子笼,让一群鸽子飞上蓝天……
七舅爷很忙,忙在他的鸟和虫子们身上,他养的蓝靛颏能叫全十个音,别人的能叫全七个就是珍品了,所以鸟在七舅爷的眼里,比他闺女都珍贵,常常是起来早饭顾不得吃,先伺候他的鸟,给鸟洗澡,喂肉虫子,鸟舒坦了,然后才是他自己。
七舅爷让闺女大秀给他买炒肝去,指明上东口别上西口,说西口肠子洗得不干净,蒜汁也是昨天晚上砸的,不地道。大秀说隔壁学校第三节课都下了,马上该吃晌午饭,卖炒肝的早收摊改卖炒饼了。七舅爷问午饭吃什么,大秀说正想辙呢。七舅爷说,你妈要是不愿意做饭,上“瑞珍楼”叫份红烧鱼翅,外搭烩海参、炒胗肝、高丽虾仁,四样正好一食盒;“同福楼”的红焖猪蹄、四喜丸子也不错,都在牌楼圈里头,省得跑冤枉道……
大秀说,厨房还有半把虾米皮,半碗杂面,不如就吃疙瘩汤。
七舅爷就是嘴上的功夫,有了虾米皮疙瘩汤便不再坚持烩海参,一转脸就把海参忘了,直着嗓子让二秀把桌底下紫罐的虎头大阔翅拿来。二秀六岁,面对着桌底下一排蛐蛐罐不知取舍,问她爸爸虎头大阔翅是不是让人咬了大夯的那个。七舅爷说,是咬了别人大夯的那个。
七舅爷接过蛐蛐罐,掀开一道缝,拿马尾很小心地拨弄他的“虎头”,“虎头”在罐里嘟嘟地叫,七舅爷在罐外头也嘟嘟地叫,整个一个大蛐蛐。七舅爷让二秀给他的“虎头”弄俩大青豆来,二秀说没有青豆,七舅爷让二秀去想办法,二秀就把自己玩的包拆了,把里面的豆子掏出来,拿水泡上,小姑娘心里拿不准,也不知是不是青豆。
七舅奶奶身体不好,虚胖,老是喘,又怀了孕,腿脚肿着,家务活基本上干不了,整天挺着大肚子靠在躺箱上。现今的人对躺箱已经没有概念,旧时北京老百姓都睡炕,连宫里皇上都睡炕,至今北京人将晚上休息还说成“上炕睡觉”,可见炕的概念在北方人心里的根深蒂固。躺箱是靠墙顺着的矮柜,柜里放着四季的衣裳,柜上放着一落落的被褥,东北人管它叫炕琴。七舅奶奶在花花绿绿的被褥上歪着,用七舅爷的话调侃说“也是落在锦绣堆”里了。七舅爷对生活的乐观松心和七舅奶奶对穷窘日子的自然虚明,无思无虑,达到了老庄的境界,让今天的我敬佩不已,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和喜悦,充满了理解和想象,就是窗台上偶尔落下一只歇脚的马蜂,也能让两口子欣赏半天。七舅爷的幸福原则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其实就是百年前老北京人憧憬的小康生活,那个时候七舅爷除了钱,其他都几乎达到小康了。遗憾的是没儿子,为这个七舅奶奶心里总是觉得歉疚,好像生不出儿子责任全在她。七舅爷说,儿子不儿子我不在乎,有儿子未必就是福,你爹妈真把你嫁个掏大粪的,你即便养出七八个儿子,还不得见天屎壳螂一样拖着一帮儿子在东直门外粪场晒粪。
七舅奶奶说,我阿玛也是东陵的礼备护从,我们也是有根基的人家儿,能嫁给掏粪的?
七舅爷说,给死皇上站岗的,跟冥衣铺扎的烧活差不多,还不如掏粪的呢。
调侃中,两口子都说对儿子不在乎,可心里都盼着有儿子,要不七舅奶奶也不会到了四十三还要生养,身体到了这般模样还要挣扎着孕育下一代。在那个巨大得快要涨破的肚皮里,用七舅爷的话说,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儿子!
“大儿子”来之不易,是西山门头沟延生观兀老道的丹药幻化而成,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把七舅奶奶折腾成这样,是儿子来自仙家,从胎里就与众不同。
兀老道原是白云观的火工道人,不知犯了什么错儿被贬到西山延生观,没人管束就成了精,弄出了延子丹,说是只要吃了延生观的丹药,没有孩子的有孩子,想生男孩的百分之百生男孩。惹得一帮一帮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往荒山里跑,有的为求子,有的为见识仙丹,兀老道因祸得福,赚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