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二（第1页）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初夏，中国作协在延安开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会，借机会冒着炎炎烈日，我回到了后顺沟，回到了黄土皱褶的深处，回到了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回来带有随意性，想来就来了，跟负责人请了一天假，坐了三个钟头的班车，出现在这个偏僻的犄角旮旯，来到这魂牵梦绕的落魄之地。这里现在被叫做了顺沟二组，仍旧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落。

公共汽车还要继续朝前开，前面5公里的顺沟一组是终点，这趟车在下午三点半返回县城，仍旧路过这里，就是说，我在后顺沟的时间满打满算有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我要温习完在这里四年的内容。

村里新添了几孔石窑，有了自来水管道，村街醒目的墙上刷着标语，提示出这阶段的工作重点，现在的重点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大概是说计划生育的，不知被那个淘气的小子将所有“生”字下面一横全抹去，变做了“少牛优牛幸福一牛”。以前这面墙的标语装饰归知青操作，我们在上头画过红太阳和天安门，写过“大海航行靠舵手”，对上头的每一个坑洼都很熟悉。路还是土的，路边种了两排小枣树，挖了一道流水沟，大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村里青壮都出去打工了，只一些老弱病残在留守，麻将桌支在树荫下，打牌的人都穿着背心，似乎躁热难耐。几条慵懒的狗在街上遛达，几只鸡在草稞里钻进钻出，天还是那般蓝，土还是那般黄，眼前景物，似是而非，如梦如幻。几十年过去，我在这里不再认识谁，谁也不再认识我，我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透过几棵刚露出花苞的向日葵，我看到沟对面，那块相对平整一点的地界存在依然，那两孔曾经为我们遮风避雨的破窑洞，已经坍塌得看不出眉眼，长满了荆棘。沟下的水也干了，变做了断断续续的水坑，一步就可以跨过去。

跟一个打麻将的打听记忆中的熟人，他不回答，却警惕地问我“打哪儿来”。我说打西安来。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就是看看。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来勘查地形的，早听说要在北边山峁上安个铁塔，一年多了也没见来人，这里的手机信号极差，月月还得交钱，亏了。另一个扔出手里的牌，高呼“四饼”，扭过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好看，城里人吃了汉堡包满世界胡钻……

他们是谁，我不知道，四十年前他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他们的目光中我是一个无端闯入的旅游者，地域的差异让他们对我充满了反感。想起了贺敬之写的《回延安》的诗，“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那情景大概不会再有了。想当年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流血流汗，方圆近百里谁人不知我们啸聚后顺沟的“窦尔敦”一族，40年的时光，一代人消逝得这般快捷，记忆被生活研磨得这般平展，让人心底生出些许黯然。

站在街头，茫然四顾，才发现现实和记忆相去甚远。满街闲转的狗，个个肮脏丑陋，大部分是京巴和土狗的串秧，让人分不清毛色和嘴脸。见我在树下停留，两只狗蹭过来，将沾满了泥浆的尾巴使劲甩，分明是讨好。40年前这里的狗是何等英武，包括我们养的那条美丽的母狗黑子，也是我们“众好汉”中一个精彩点缀，哪里有这般的窝囊。乡间的狗厉害，细腰长嘴，不善宣扬，冷丁从墙后蹿出来，照着你的小腿就是一口，人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让陕北的狗咬一口，不是“三分”，是“稀巴烂”，这里的狗们都是跟狼干过仗的，大部分有匈奴狩猎犬的遗传。

街对面有座开满了野蔷薇花的小院，院门开着，我探进院里问：有人吗？

一条黄狗趴在窗下睡觉，见了我，懒洋洋地半睁了一下眼睛，不再理睬。但就在我刚刚迈进台阶，往里走时，这条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激灵腾身而起，呜地一下扑过来，不是用链子拴着，那气焰万丈的架式能把我咬死。黄狗挣着铁链子向我狂吠，展现出一种不共戴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激情。

一个圆脸胖女子出来喝斥狗，狗不理女子，蹦得更高。女子指着狗说，三泰，不许你叫！

女子把狗叫做“三泰”，既是黄狗，就该是“黄三泰”了，我问怎的管狗叫“三泰”，女子说它生下来就叫三泰，他们家的狗换了好几条，都叫三泰。

我问叫发财的队长住在哪儿，女子还没说话，屋里有人咳嗽，问院里是谁。女子向屋里喊，这人来找我爷！回头又对我说，那是我婆。

这么说是发财的孙女了，我在那张胖脸上寻找发财的印记，没有。女子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腔，鼻音很重，把“我”说成了“俄”，像得了感冒。屋里的人让我进去，狗还在不依不饶地叫，胖女子跑过去使劲踹了狗一脚，让它卧下，狗哪里肯卧，隔着女子朝着我还是狠咬。

被叫做“婆”的坐在炕上，满头白发，一脸褶子，夏天了还穿着毛裤，拢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尽职尽责地履行祖母的义务。孩子跟外头的黄狗一样，腰里拴根绳子，一头系在炕上的一个小石头狮子上，爬也爬不远。石头狮子当地叫做拴娃石，是乡间炕头的必有点缀，炕上有了拴娃石子孙才能昌盛，娶新妇，新媳妇还没进门，小狮子已经早早地蹲在炕上了。当年后顺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拴娃石拴过，一个石头狮子拴过几代人，成为这个家庭不变的风景。眼前这个狮子我认识，曾拴过发财的大儿子，后来被五狈偷出来拴鸡，磕了一个角……

看我进来，“婆”盯着我使劲看，嘴唇动了又动，一双眼虽浑浊流泪，到底还是认出来了，惊呼一声“我的娘”，隔着孩子一把将我的胳膊攥住，颤颤地说道，老四，你咋才回？

一句“老四”叫出了我的眼泪。

两双泪眼相对。

眼前的老人，就是当年村里最漂亮的新媳妇黄麦子，记得队长娶她的时候我们全体知青都被请去吃席，还送了礼，一床枣红线绨被面，当然也顺手“拿”走了人家的驴缰绳。队长的爹是队里的饲养员，也是党支部书记，儿子是队长，爹是书记，给人的感觉好像后顺沟都让他们老刘家包了。支书找我们要了好几回驴缰绳，我们众口一词都说没拿，支书说我们是土匪，老二说我们是窦尔敦，窦尔敦就是土匪。

当时，那根缰绳对我们很重要。

现在精干的队长媳妇成了老太太，老得浑身是病，动作迟缓，下不了炕了。麦子告诉我，胖女子是她的二孙女，炕上的是小孙子，还有大孙子在部队当义务兵，两个孙女在延安上中学。细算她生日比我还小半年，我的独生儿子还在单身贵族里晃荡，别说后代，连媳妇还没有准星，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了，似乎有隔世之感。问及发财队长，麦子说，死了，十年前就死了，肝病，疼得在炕上滚，生生是疼死的，死的时候脸焦黄，肚子胀得生大，人成了一把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