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问我,那是几点。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大概几点?!”饭桶警察提高嗓门,像我该着他情分。
“八点五分。”詹妮弗答道。
我看她一眼。婊子你是掐着表来听我惨嚎?
一个高胖警察撅着屁股在我小写字台上做记录,裤子绷得马上要绽线了。另一个入眼些的用同样的话训诫了我五遍。邻居们一再向我保证:我看上去气色不错。
人走净,我又痴坐一大阵,才进浴室。脱衣服时,我发现颈口上留着鲜红的抓痕,它印着那只手的宽窄。解开衣服,见痕迹向胸部划去,红色也随之浅淡,均匀地溶进肤色。什么落出来,手去接,是被拉断的项链坠子。顺着那道抓痕,它落在我手心像块渐渐冷却下去的陨石。
愤慨没了,感伤却还在。那个少年的优美,他的形体和声音,他操纵整个事端所带有的一种情调,使这事不一般化。对我来说,什么都行,就别一般化。
一早就接到警方电话,核实地点、时间、作案者的装束,丢失的钱数、钱包的尺寸和式样。几天后,还是这一套问答,然后那边挑剔出几处微小误差,到我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他才饶我。
我有个感觉,警察不完全相信我;他们觉得这事有蹊跷。终有一天,我被叫到警察局。桌上摊开一大本相片簿,每一页都密布着人脸。警察让我努力,把少年从中认出来。我根本记不清他的脸。那种古典的、近于不真实的美貌,似是而非的肤色都是相片不能记载的。他美的形象是以他的动作和声音体现的,没有这两样,我一无线索。合上相簿,警察和我一道叹了口气。
“你估计他多大?”
“十八,或者十九。”
“头发呢?”
“黑的。很正常的头发,特点就是正常。”
“什么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就是——”他有种魔似的温存。能这样说吗?不能。我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别把气氛造得色迷迷的。“没什么不正常。”我说。他穿一件样式简单的夹克,牛仔裤大概是从“盖普”买的。很正常。却又有什么在他内里,与这正常拧着。我讲不出。别说用英文,用中文,用我写小说的笔,我也讲不出。用语言形容感觉,像用笊篱舀汤,多半都是要漏掉。我也是这样对拜伦说的,在我不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
每当我不决定结婚,拜伦就会从西部飞来。他怕我从“不决定结婚”变成“决定不结婚”。我带拜伦这个好孩子到一个爵士乐酒吧。他是真的好,非常正常:赞成死刑,容忍同性恋,温和地反战,马路上亮红灯,即使是空荡荡的马路,他也坚定地站在一大群人中等绿灯。来酒吧这样不完全高尚的地方,他是种施舍态度:对我,也对这里面的整个阶级。
进酒吧前,我在谈一个月前的那次抢劫。他没听出什么不一般来。一次最普通的少年犯罪啊,干嘛我那样失魂落魄地去讲。
酒吧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人了。一个少年独坐一张桌,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我拉拉拜伦,却没有告诉他与我在以目光较量的是谁。拜伦规规矩矩等人来安置我俩。我的眼却像上了子弹的枪一样指住他。他也像进入了枪的瞄准距离的任何猎物,一动不动。
少年坐在这强劲的气氛中,纤长的手指捏了只酒杯,为着心里一个阴谋浅笑着。他微低头啜一口酒,眼从低处往高处看我,脸显得更尖削,出来了狐狸般的俏丽。
拜伦说:“走吧,没位子,别家看看去。”
我已经开始往他的桌走,就这么走过去,坐下了。坐下才发现拜伦和我一同面对他。拜伦似乎还问了句:可以坐吗?他说当然,请。
他的眼睛很大很大,眼睑的启合决定着他整个面容的阴晴。他有着古典肖像上直而窄的鼻梁,嘴唇抿严时,像条愈合的伤口。他的肤色无光泽,像女人套在深色丝袜中的皮肤。我在辨认他,记忆他,下次在密密麻麻的相片中我不会再迷失。
根本听不见拜伦在跟我说什么。心在狩猎,又静又狂喜。只要他动,我就喊。你动一动试试。这么多人挤做一团的时候,人人都会变得勇敢,你逃不掉的。
他真动了,起身朝门口走,身体的某个部分在和爵士乐的节拍,使他的步态带一点下流的典雅。他接近门口,我却一丝儿动作和声音也没有。太意外了,我这是怎么了?他的再度逃生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似的。
一个黑人爵士乐歌手开始唱,拜伦转过脸去尊重她的表演。拜伦有很多“尊重”,包括刚才尊重我的心神不宁。少年再一次逃了,我再不会遇到他了。我他妈的这分浓烈的遗憾是为没擒住他还是为再见不着他?
少年却又回转来。他竟敢回来。手里还拿了枝发黑的玫瑰蓓蕾。他把这枝值十元钱的花放在我面前。似乎他方才不是逃,只是为我买花去了。贿赂我?他明白先得贿赂拜伦。
他问拜伦:“可以吗?”语调姿态的柔弱谦恭感动了拜伦,他对我笑笑,为我骄傲似的。
谜一样的氛围却仍在我和少年之间,拜伦以为他也参加进来了,其实那仅仅是谈话。他俩谈经济、谈教育经费的缩减、谈中东局势,也谈暴力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