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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来可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为‘变法’尽力鼓吹吧。”

谢景温急忙拱手：“愚侄听叔公安排。”

王安石高兴地说：“至于苏氏兄弟，人才难得，我将亲赴苏府，具帖邀请。”

吕惠卿急忙上前，含笑拱手：“介甫公当代奇人，苏子瞻当代奇才，两人携手共进，‘变法’必成无疑。介甫公，我记得仁宗嘉祐元年，苏子瞻来到京师，初露头角，一举高榜及第，诗文震动京都。时公居谏院，欧阳永叔（欧阳修）公曾赠诗于你……”

王安石回想着，转动着晶亮的眸子。

吕惠卿一笑，随口吟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来肾恰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

吕惠卿突然停了下来，故作遗忘之状：“‘后来谁与子争先’，‘后来谁与子争先’……下面的四句已记不得了。”

王安石的眸子停止了转动，他似乎领会了吕惠卿深沉的用心，眉宇间浮现出几丝疑虑，旋即又大笑起来。

章惇诧异：王安石的朗朗笑声，似乎是故意从嗓子眼放出来的。

这时，户部判官吕嘉问闯进客厅，情急地走到王安石面前，低声说：“御史中丞吕诲，刚才进了司马光的府邸……”

王安石收住了笑，脸色阴沉下来。

篇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　他冷静地观察着

新出现的事物　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

“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

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