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
。 想看书来
伦敦口译员 第三章(1)
“我可以打开车窗吗?”我大声问来载我的白人司机弗雷德。
弗雷德娴熟地开着蒙迪欧轿车穿行在周五晚上繁忙的车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轿车后座软垫上,心情因解脱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开,兄弟。”他大声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锐堪比针尖,立刻就从口语用词“兄弟”听出了英国公学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纪差不多,开车时很是沉着镇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摇低车窗,任夜晚的暖风吹拂。
“知道我们去哪里吗,弗雷德?”
“南奥德利大街尽头。”他以为我担心车速太快,便又说,“别担心,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里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没在担心什么,我只是很惊讶。迄今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厅的机构总部会面。那里有很多走廊,犹如一座迷宫;走廊地板上铺着地毯,砖墙则刷了绿漆。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周围由手持对讲机、身着灰黄制服的警卫守卫着,戒备森严。屋内墙壁上挂着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儿与爱犬的彩照,彩照间点缀着颁发给七橡树合唱团的镶有金边的奖状——合唱是他的另一爱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征召我来接受一个自称“语言审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试。面试之后,也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安德森先生先是对我一番训诫,这他以前一定已经做过上百次了;然后拿给我一份预先输入内容再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最后当我在表格上面签完名后,他就向我宣读了《政府保密法》及众多吓人的惩罚规定。
“现在你不会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说道。他说话的语调让我不禁回想起麦克尔修士的声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们告诉我的都属实的话,你就是我们部门里最最能干的一员了。你很好地掌握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语言,而且你的职业声誉是最高的A级。对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视而不见,我们这个部门也不例外。”
我不确定他属于政府哪个部门,但他已经告诉我,他是高级文职官员,这对我来说应当就足够了。我也没问我掌握的语言中哪些他觉得有趣。如果不是因为我太飘飘欲仙了,我可能就已经问他了,因为有时候我对他人的尊敬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
“但这并不能让你成为能呼风唤雨的要人,千万别这么想。”他继续说道,但仍然是在谈我的资格问题。“你会成为一名PTA,也就是兼职助理。你的职位肯定不会比这低。你的身份是秘密的,但你只是我们的外围成员,而且除非我们为你提供一个职位,否则你就将一直只是外围成员。我并不是在说某些外围成员不是表现最佳的人员,因为有些外围人员恰恰表现得最好。在我妻子玛丽看来,他们干得更棒,表现得更好。你听明白了吗,萨尔沃?”
“明白了,先生。”
我意识到,就像小时候我太常用“您老”一词一样,现在我也太常说“先生”了。但在圣心避难所学校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牧师,你就得称呼他为“先生”。
“那么请你重复一下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好让我们彼此都清清楚楚。”他这样建议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