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
“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
当时我一定闭上了眼睛。我睁开双眼时,安东已经从我手上拿走了手机,递给了穿田径服的那个男子。
“那是你妻子的名字,是吗?”他问我,“汉娜?”
“为什么不应当是呢?”
“我可不知道,先生,不是吗?那得看还有什么人的名字写在你手臂上,不是吗?”
麦克西的手下背起背包,步入黑暗中。黄昏中一架没有标名称的飞机隐隐约约地停在那里,看上去庞大而阴森。安东走在我身旁,大个子本尼则跟在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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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口译员 第五章(1)
众所周知,但凡战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容易开小差,想法也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变。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连窗户都没有,其内部装饰、通风与照明系统可能更适合于运送冠军犬。我们一登机,飞机双引擎发出的轰鸣声简直成了噪音合成场,其中佩内洛普似的声音也在里面,最刺耳,实在讨厌。大家都被噪音整得很烦,我也不会假装自己是个例外。飞机上没有铺垫子的座位,却是一个个开口对着中间过道的铁笼子,上面铺着像是从监狱里拿出来的脏兮兮的坐垫。橙色的网状吊床从机顶垂挂而下,另有把手,用以方便那些难受得要死的人。安东与本尼坐在我的两边,这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些。但本尼似乎在算家用账,而安东显然正全神贯注于一本伟大时代的*杂志。
许多人把驾驶室当做飞机的圣地。这架飞机驾驶室甲板上饰有丝带,不过已经磨损了。两个飞行员都是中年人,很胖,脸也没刮。他俩很忙,对我们这些乘客置之不理,让人不禁想问他们是否知道机上有乘客。那一长列蓝色的走廊照明灯让我想起了北伦敦地区医院。我新近开通的心灵快车在佩内洛普与汉娜两站间往返,带着崇高目标的报国之行穿插着个人情感的心灵之旅,这点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的。
刚刚起飞后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行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患上了非洲瞌睡症,拿起旅行包当枕头,睡了起来。例外的两个人是麦克西跟他的法国朋友。他们挤在舱尾,正交换着几张纸,就好像一对刚收到抵押贷款公司警告函的夫妇一样焦虑。那个法国人摘掉了贝雷帽,露出一张鹰一般的面孔,目光敏锐,头顶已秃,仅剩周边的一些浅黄色的头发。我从很少说话的本尼那里得知,那法国人是贾斯帕先生。有哪个法国人叫贾斯帕吗?我不信,心中暗暗思量着。可能他跟我一样,也用假名出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