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关于毁灭的小说（第2页）

所以说是爱情小说，但这是毁灭的爱情。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对爱情的失望，因为每个人物都会在这样那样的时刻发现自己遭到了欺骗，或者说他在爱情上在自我欺骗。埃莱娜如此，刚开始的时候她发现巴维尔和她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地越来越冷淡，接着又明白过来她对路德维克的吸引不过是个骗局。雅洛斯拉夫也是如此，他被芙拉丝塔和自己的儿子欺骗了。路德维克更是如此，路德维克自认为露茜是他惟一爱过（或者说想爱）的女人，而当考茨卡和他谈起露茜的过去时，当年那个真诚而执着的年轻的求爱者竟似乎被描述成了一个“强奸犯”。事实上，所有人物对于爱情的体验都有似于路德维克对于历史的体验，在昆德拉的世界里，这是最根本的生存体验：是无知和盲目的生存体验。不论我做什么，不管我是要多么的清晰和谨慎，存在，事物，包括我自己的真实都无可挽回地与我相错而过。我以为抓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换了地点，换了面孔，走到了它的反面，只在我的手间留下它变形了的外表，有时可怕，有时怪诞。爱，战斗，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是将我推向误会，成为喜剧。

但是，这样的一种发现事先却没有任何的征兆和保证；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存的挫折——也就是说剥夺了他们青春中的抒情成分——某些人意识到了。这是《玩笑》中所有重要人物所面临的问题，因此《玩笑》是一本使历史世俗化的小说，一本关于毁灭的爱情的小说，同时也是一本结束无知进入成熟的小说。的确，所有的人物，路德维克、埃莱娜、雅洛斯拉夫、泽马内克、考茨卡年龄都差不多，四十岁左右。他们经历了青少年时代，而他们那时候的面孔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时代精神和标志着青春的幸福的激情在他们脸上留下的几乎是相同的笔触。但是时间流逝，他们现在已经届临存在的某一点，这份相同已经成了问题，很快就将离他们而去。

有些人紧紧抓住青春，拒绝衰老。比如说埃莱娜，尽管她已发胖，脸上也有了皱纹，尽管她那经得起一切考验的政治忠诚使她威信扫地，她仍然在坚持“寻找一种能使我仍旧拥有过去的那些梦想和理想，能让我像过去那样并且永远那样生活的爱情，因为我不愿意把我的生活分为两截，我要它自始至终贯穿如一”。读者很快就会知道这些“过去的梦想”让埃莱娜掉入了怎样可悲的陷阱。泽马内克也差不多属于同一类人，路德维克十五年后重新见到他，发现尽管岁月流逝，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却仍然“酷似”那个十五年前的大学生。但是与埃莱娜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丧失地位，受到伤害；与世界与大众的一致是他存在的内在形式，哪怕他要因此根据时代动荡的不同而随时改变，要每时每刻背叛昨天的自己，但是为了永远保有他内心深处惟一珍视的东西，那就是无知和青春的热情赋予任何拥有这两样东西（或者说假装拥有）的人的把握世界的感觉和绝对逃避责罚的权力。而最糟糕的是他做到了，不仅仅是在他的“对手”路德维克面前，而是在所有的其他人面前，他是唯一我们可以称为“胜者”的人，因为他是唯一懂得如何抓住“历史之马的缰绳”的人，这就让他成为现代人最杰出的代表，也许可以说是小说中的“预言家”。

这些四十来岁的人安然无恙地跨越了成熟的年龄线，并且在小说中（当然也是在他们的存在中）自始至终地保留着浪漫的热情（埃莱娜）或原封不动的问心无愧的感觉（泽马内克），但是与他们相反，另外一些四十来岁的人则可以被称为幻灭的人，其中有路德维克，雅洛斯拉夫，以及在很小程度上的考茨卡。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人有相像之处，基于《玩笑》是他们“学习”的故事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内心的改变使他们永远远离了青春，最终进入了成熟的年龄，毁灭的道德领地。他们的故事只能是一种失败。这种失败和所有的失败一样，也是经过了强烈的抵抗才发生的最终结果：一直到最后，考茨卡都抱着他的信仰不放，就像雅洛斯拉夫执着于他关于纯洁和连续的梦想一样。但是这是失去的刑罚。雅洛斯拉夫发现芙拉丝塔和符拉第米尔都在嘲笑他，于是顷刻之间一切全都坍塌了。他过去一直赋予生命的意义，他用来指导行动的价值和希望，他自青年时代开始就用来确认自己的那张脸，他亲人的脸，总之，所有将他与世界相连的一切，所有让他感到自己在家、祖国和光明中的一切，现在都只是一堆瓦砾，他的心都碎了，呆呆地站着，“乏”，无尽的“乏”折磨着他，而这乏正是成熟年龄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完成了向成熟年龄的交付。

如果说雅洛斯拉夫的学习（和他一样，在第六部结尾所暗示的考茨卡的学习）是突然产生的，以一种顿悟或出乎意料之外的揭示的方式，路德维克的学习则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因此他的叙述占了小说的绝大部分。他的学习分两个阶段展开，与叙述的两种时态——过去和现在——相对应，彼此相隔十五年。

第一阶段的学习是粗暴和早熟的。在第三部通过倒叙，路德维克回到了二十岁左右，他被驱逐出学校在俄斯特拉发营房的那些日子。在那里，他说，“我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不得不放弃他认为应当属于他的本质，一个真诚而博爱的年轻士兵的本质后，他觉得突然被“抛到了生命轨道之外”，伤害他的荒唐的判决将他驱逐出这个世界，而对此他竟无能为力。他服刑的这几个月，对自己的这种否定简直如同死亡一般。他的青春突然间到了尽头。他的青春，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那份信任，还有在历史中，那种能管理自己生活的感觉，认出自己本质，从属于一个稳定社会的感觉，是的，在这个社会里，思想和行动彼此一致，善与恶、是与非、牺牲者和刽子手彼此对立，区分清楚。他到俄斯特拉发的时候还是一个反抗的大学生，但很快他就明白了“反抗是一种幻想”，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成熟了，梦想荡然无存，同时也毫无遗憾，不再觉得无辜，不再有罪恶感，只剩下了无边无际的空茫：“我身在荒漠之中的荒漠。”

但是同一个男人在十五年后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摩拉维亚。从小说的第一页开始他就说，他回那里是为了完成一项“使命”。而这项他精心准备的任务就是复仇，机会终于来了，他要耐心地、讲究方法地利用这个机会，在剩下的两天里慢慢将之导向最后的实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过去流放和俄斯特拉发地狱尽管粉碎了他的一切，至少他还保留了这簇火焰，惟一的一点对自己和自己命运的确信：对造成这一切的刽子手的仇恨，这确信既是道德上的也是观念上的，是在确信正义，哪怕已经缩减到了他将要赋予它的可笑形式，正义，也就是说修正凌辱惩罚罪犯的正义仍然是有可能胜利的。因为如果不相信属于真理范畴的正义的必要性，或者至少说是正义的可能性，就根本不会想到报复。因为如果不相信无辜，不相信通过简单的行动就可以赎罪，也根本不会想到报复。报复——哪怕是像路德维克这种“厚颜无耻、低级趣味”的报复——归根结蒂是信仰的行为。

我们知道路德维克的“计划”出了什么样的岔子。他的报复最终归于怎样可笑的结果。这一次和很多年前他受到惩罚时一样，既非真理亦非正义占了上风。真理和正义只能蒙蔽那些仍然在倚仗它们，更加坚定地将它们叛卖给这个“一切都被遗忘一切都无从修补”的世界的巫术和可笑的易变性的人，因为有可能使之走向反面的巧合和记忆都被毁灭了。只有当路德维克承认这毁灭的广泛性，发现他关于正义的欲望多么虚荣，发现以往他在露茜身边所扮演的角色的双重性，我们才可以说他彻底告别了他的年轻时代，说他的学习已经完成。

5

于是发生了什么？毁灭中的生存究竟像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当然。但是小说仍然为我们开启了某些踪迹，至少是假设的踪迹。首先，对于毁灭的认知不具有任何悲剧情感。当然，两者都暗示着生命被驱逐出了命运的轨道，它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但是悲剧是建立在先验的假设上的，它暗示命定的存在，也就是说属于无所不能的范畴——超人或是非人——它通过伤害生命的不幸向生命揭示和肯定这种命定的存在，而路德维克和雅洛斯拉夫的发现却完全消弭了先验，除了通过滑稽和可笑的模仿。悲剧主体在发现的重量下被压扁了；而毁灭的主体就像一个被释放的人，被抛在自由却无用的轻中。在这个意义上，这主体更像是喜剧中的人物，但是他有可能知道的喜剧，并且他恰恰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既是骗子又是被骗的人，而他无法逃避地成为剧中人。“我一生的全部历史”，路德维克意识到，“就孕育在错误中，从明信片的玩笑开始”。

到了这时，我明白了，我根本无法取消我自己的这个玩笑，因为我就是我，我的生活被囊括在一个极大的（我无法赶上的）玩笑之中，而且丝毫不能逆转。

对于毁灭的学习——也就是说一个普遍的玩笑——也和现代悲剧中所谓的荒诞情感无关，比如说加缪在他的文章中所表达的那种荒诞。因为如果说荒诞呈现的是世界的无序和冷漠，它还是建立在将人定义为无可救药地渴求和谐与荒诞的生灵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认为人永远处在青少年时代，因此才会有落到人身上的斗争的责任和永远的反抗。荒诞，从这个角度说，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存在的视角，而西西弗，每次他举起石头挑战神的不公正的时候，他的“幸福”与重塑世界的年轻士兵和企图报复的正义化身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是昆德拉笔下人物在放弃反抗放弃匡扶正义时所体会到的幸福则完全属于另一个范围。这是一种尤为朴素和幽默的生命与思想状态，一声放松的叹息，一种隐退，将精神与心灵从以往意图与这世界、与自己，与不再能被证明的一种价值、一种重量、一种涵义保持一致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关于这种矛盾的幸福——我们必须记住是毁灭的幸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毁灭意识的幸福，《玩笑》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段相当动人的描述，这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第一段是在第三部中间，当路德维克沉浸在俄斯特拉发灰蒙蒙的天气里时，几乎如同奇迹般地出现了露茜。尽管她从来未曾直接开口说话，像路德维克、埃莱娜、雅洛斯拉夫和考茨卡那样，尽管她在情节中完全处于次要的位置，甚至纯粹插曲性的，然而这个人物就符号与所指的关系而言却占据着非常独特的位置，也许可以说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位置。就在路德维克到摩拉维亚的那天晚上，他在理发店中偶然遇见了露茜，哪怕她什么都没有做，却是她挑起了他对于过去的回忆。而在这之后的叙述里，路德维克不断地想到她，尤其是第二天的午后，在那套他即将要用埃莱娜雪耻的单室公寓里：

我突然想到这种影响（露茜对我生活的影响）好像是那些星相家所形容的：人的生活受天上星宿左右。我坐在椅子里（面对着大开的窗户，它正在驱走埃莱娜的气味）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有迷信意味的那个闷葫芦上，因为我在思索，露茜为什么在这两天又匆匆重现于舞台：就是为了要使我的报复变得毫无意义，要把推动我来到这里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因为露茜，这位我曾经深深爱恋、又曾经毫无解释地在最后关头从我视野里消失的女子，就是一位逃遁仙女，一位纵然追寻也不可复得的仙女，一位在云遮雾障中的仙女；她始终把我的头捧在她的双手里。

路德维克也许弄错了露茜的“事实状况”，也弄错了自己从前和她的关系，就像后来考茨卡的叙述所揭示的那样。但纵使这样也只能加剧他对她的迷恋，他更加珍惜过去她曾给予他、他却不知珍惜的东西。但是她究竟给了他什么呢，这个“十分平常”、只会让人感到“安详、单纯而且谦和”的可怜女孩，对于他这样一个急欲反抗“跟着这种面孔的幌子一步一步走”的人，她给予他的即便不是“一种全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存在方式”，也是猛然卸下重负，将存在降至“迷失命运”的废墟下那不断延伸的“遗忘的草坪”，“越来越纯净的平静”。

而我，忽地一下子，得到了解脱；似乎是特地来把我领到了她那个模模糊糊的天堂；刚才的那一步，原来我不敢跨出的那一步大约正是使我“跨出了历史”，这一步对我来说，使我猛然摆脱了桎梏，使我一举获得了幸福。露茜，羞怯地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任她拉着往任何地方去……

“跨出了历史”。当然，但同时也是跨出了自己，跨出仇恨与无知。因为在露茜生活的那个地方，没有罪犯与受害者，没有正义与非正义，没有胜利与失败。她向他指明道路的“永远失去的天堂”（由狼狗和岗哨严守的奇特天堂）只是建立在毁灭向他们开启的消失和光秃秃的、忧伤的平原之上的安息。

因此也没有什么会感到奇怪的了，当他对付泽马内克的阴谋可笑地失败之后，露茜的形象再一次占据了路德维克的记忆，而在考茨卡的叙述之后，她又最后一次照亮了他摩拉维亚的最后一天，为他带来类似于他在俄斯特拉发曾经感受过的那份幸福，只是由于那时他不够成熟并且顽固地想要报复，他没能保留这份幸福。第二次的幸福时刻是在小说的最后降临在他身上的，因为在城里已经没什么好做的，他加入了雅洛斯拉夫那个过时的小乐队。再一次，就像以前在俄斯特拉发时那样，只不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叙述出来，他体验到了坠落的感觉，放弃自我，在“被遗弃的小岛”上流浪，但奇怪的是，他恰恰在那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从前的世界，但已经是一个失去了的世界：

我可以突然重新热爱起这个世界。我之所以热爱它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个世界（并无思想准备地）实在可怜，可怜之余，更为孤凄。无论是隆重庆典还是鼓动号召；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社会的乌托邦，还有庞大的文化干部队伍，都对它弃而不顾，这表现在我这一代人只是故作姿态地跟从，表现在泽马内克（连他这样的人）也掉头而去。正是这样的孤凄在净化这世界，使这个旧日世界像个垂暮之人一样纯情起来；它使这个旧日世界沐浴在一片弥留之美那令人无可抵御的最后的灵光之中，这样的孤凄对我包含着谴责。

美的灿烂如何能与可怜、孤凄和遗弃联系在一起呢？有所谓的毁灭之美吗？也许路德维克想说，毁灭的东西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美，而且只有这种美，这美必然是“最后”的，就像已经不复存在的航道，已经默然的怀念的回响，毁灭一旦完成以后的可怜的残片。

因此，众王马队的游行也是一样。路德维克那天重新看到了马队游行，觉得比以前要有意思得多，因为“谁也不懂得其中含义或要传递什么信息”：“众王马队显得美妙可能也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本身意义久已失落，而人们的注意力全都转到了它本身，它的方方面面，它的形状色彩。”换句话说，美只可能存在于意义延搁之时，任何错误——比如说摹仿都不可能存在的时候；只有此时，真实才会重新闪光。

而这真实的本质，就像露茜“真实的那一面”，就像众王马队的国王面孔，是永远也不会被揭开的。

（袁筱一译）

[30]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间，《玩笑》几乎被译成所有的西方语言。但是因为当时翻译得很快。只是应商业时效性的需要，除了在法国，小说只引起了泛泛而短暂的关注。一直到八十年代，得益于昆德拉的其他小说，《玩笑》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精心翻译，真正被当成一种文学发现而广受欢迎。​[31]《不朽》（L'immortalité第五部第九章（弗里奥文库版，页三五一）。​[32]见安德烈-阿兰·莫雷罗（André-AlainMorello）史，《重回<玩笑>：历史的终结与小说的终结》（RetouràLaPlaisanteriedeKundera，lafindel'Histoireetlafinduroman），《十九二十》（Dix-neufVingt），巴黎，第一期，一九九六年三月。​[33]希尔维夫·里彻尔（SylvieRichterová）在她题为《昆德拉的小说和交流的问题》（LesromansdeKunderaetlesproblèmesdelacommunication）中精辟地分析了这一现象，《无限》（L'infini），巴黎，第五期，一九八四年冬季刊。​[34]关于这个主题，可参见戴维·洛奇（DavidLodge）在《巴赫金之后，关于故事与评论》（AfterBakhtin，EssaysonFictionandCriticis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一九九〇年，页一五四至一六七。​[35]小说中，“复调”这个词被用在众王马队游行朗诵诗句时，是“多种声音”进行的（第七部第五章）。​

[36]《<玩笑>是个爱情故事》（TheJokeisaLoveStory）[《作者序》（Author'sPreface），《玩笑》英文版，M·H·海姆（Heim）译，一九八二年，企鹅丛书版]。​[37]关于插曲的审美，见《不朽》，第七部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