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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李焕之:一个常识吧,在咱们中国写这个歌剧,当时也就是很多。

李群:在延安这个算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是《农村曲》,那是向隅同志在第一期的时候作曲的。

李焕之:《农村曲》是第一期的时候,向隅、吕骥同志他们创作的。《军民进行曲》是38年12月写的,39年上演的。大概是3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就写了《生产大合唱》。

李群:实际上按咱们现在来说,《生产大合唱》是一个大型表演唱,实际就是这样,有一点剧情,有一点人物。但是它也不是剧情很复杂,或者是这个人物故事非常贯串,也不是那样的。基本上就是军民团结抗战,搞生产嘛。里面还搞了好多动物,有牛,有鸡,有鸭,有羊。像我就演小公鸡,黄准也是演鸡,牛是叶枫演的,还有一个叫张鲁,他也演牛。陈一宁是演的那个嫂嫂,莎莱是演那个小妹妹。

后来大概有半年吧,吕骥同志就带着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音乐系当中抽调了大批的干部,组织成了一个队伍,出发到敌后去了。我听他们讲,路上打雷,鞋也都没有了,他们说吕骥同志披一件雨衣,也不骑马,就光着脚,在地上那么走。那时相当艰苦。但是这支队去了以后,文艺干部一下子撒开了,整个敌后文艺的工作,一下就展开了。实际上分出来相当大一部分力量,后来华北联大就是这部分力量。

李焕之:像卢肃,音乐上的话,钟惦斐。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出去的,延安还是放在“鲁艺”第三期,像陈紫,时乐濛,白韦,庄映,汪鹏,李莫愁,张衡,张泳,好多人呢,现在也都是在各岗位上,基本上这些同志还都是搞音乐工作的。第三期毕业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就留在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研究室。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差不多都去了。当时音乐研究室,还有瞿维跟纪明。第三期结束之后就是第四期了。第四期是学习最长的一期。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3)

从第三学期开始学制就开始长了,第三期改成一年毕业,中间没有实习。因为实习实际上三个月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从第三期就改长一点,让同学们多学一点。第四期是两年。

李群:两年,两年的学期中间也有实习。你像我,我就在华侨工厂呆过。

学员不是让你去敌后,是到延安附近,不是出去做音乐工作,是让你做别的工作,等于是接触群众,思想锻炼,一般工作能力的锻炼。这个中间你要做一年工作,它一点都不强调非得做音乐上面的事,我倒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回来再继续学习。但是四期实际上也没有按计划搞完,因为那些之后就开始整风了。

李焕之:不,其实你们是学完两年以后才出去的,出去以后实习是两个月,三个月后来就总结,就毕业,你不学习,就不能算毕业了。整风运动开始时第五期刚开了一个头。第五期的学习就不如第四期了,第四期的学习是比较正规化的。那时老师就多了,吕骥同志到前方去了,那么音乐系主任就由冼星海担任了。冼星海担任,向隅同志还在,唐荣枚还在,我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也就担任教学工作了。后来40年底李元庆去了,张振辅去了,你知道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了,那是一个老音乐家,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他是第一个,他也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所以后来教员力量也增加,后来也成立了音乐工作棚,像瞿维、马可、郑律成、任虹。

李群:都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第四期老师就多了。

李焕之:后来担任教学像声乐的杜矢甲、潘奇、郑律成、李丽莲、唐荣枚他们五员大将,任虹和我担任基本乐课、合唱指挥。《乐理》主要是我担任,《音乐欣赏》是向隅。

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指挥了。第二期时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里头你只要能干什么,就让你担任什么。当时吕骥知道我学过音乐,我在上海音专读过。因为当时二期学过音乐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42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1940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歌曲月刊》,《歌曲月刊》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是我一个人干。后来《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歌曲半月刊》,后来又是《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人,担任这个《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1939年初成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也好,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员当时印了一定的记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4)

可能是到42年,41年就开始了,把收集来的许多民歌的稿子进行整理,分类。我们组织了一个编程小组,成员年轻有为,像杜矢甲呀,干学伟呀,把材料分类编一编。后来出了10种丛刊,有《秧歌集》,《器乐曲集》,《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郿雩道情集》等,都是油印的。编了民歌集数种,如《江浙民歌》,《秦腔音乐》,《绥远民歌》,《山西民歌》,出了好多集。

李群:秧歌运动以后,学习民间音乐就提得很重了。大家都很自觉,很有感情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李焕之:座谈会开完以后,毛主席还到“鲁艺”去做一个报道,那是在5月30日。

李群: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让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迈开双脚走到“大鲁艺”去。这话就是毛主席做报告讲的话。

李焕之: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加注重一些音乐群众活动。就是创作时,更加考虑群众能接受。42年7月,写了《七月里在边区》大合唱,然后接着42年底10月开始搞一些秧歌了。到1943年春天,秧歌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秧歌运动当时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那个时候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因为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好多正规的课,也都不能够正常进行了。有很多的政治学习,占了一些时间。所以有些音乐活动就跟工作接不起来。每到一个什么节日,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假如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就搞一些这种作品。吕骥从前线回来以后不久,赖星就去了。他也去了音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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