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黄岭村的人把王计财手上的那本账本戏谑地称作“生死簿子”。
因为黄岭村每个人的劳动工分是多还是少,全在那本账本里面。那账本里记载的那个人工分多口粮就领的多,工分少口粮就领的少。
而每家每户家里的劳动力不同,劳力多一些的人家就相对领的口粮多一些,而劳力少的人家,领的口粮就少,而对于那些人口多劳力少,家里还有老弱病残的人家能分到的口粮就更少了。
而按照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义务。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里,全家人都是平等的,劳动力就负有一种养育家庭老人子女的义务。而且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方式、挣钱门道,只要不违法,一切收入都是合法的。
然而在以前,只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劳动力对于老幼病残的人口不负有任何义务。
本来粮食产量就很低,到了年终分配粮食拿工分一核算,粮食大多分到那些劳力多的人口身上了,而家里有老幼病残的人家能分到的粮食就非常少。而且生产方式单一,所有农民全部禁锢在土地上,而且在那个时候,村民们上地种田劳动都有大批公社、县里下乡干部在背后监督。
那些人们根本不到地里踩一个脚印,就是成天站在村里大街上高声吼叫,训斥,就像驱赶牛羊出圈一样,驱赶村民们进田地里劳动。
而那些人白天不劳动,休息一整天,到了晚上就召开全村社员大会讲大道理训人。
村民们白天劳作一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了晚上还得参加社员大会听这些下乡干部的训话。
而这些下乡干部官架子摆的吓死人,农业知识则一窍不通,于是就乱出点子,瞎指挥。但是村里人不听他们的还不行,听上他们的常常在春种时下错种子,一耽误就是老百姓的一年农时,到秋天打不下粮食就得饿肚子了。
而他们弄错了一甩手走人了,遭殃的都是村民们。而且这些人,老百姓谁敢和他们顶个嘴?说个“不”字?
真敢这样一次,那就闯下大祸了!因为反对他们就会吃苦头,轻者社员大会批斗,重者就会被逮捕法办。
而他们在村民家里派饭吃,村民们饿着肚子还必须想办法借来米面给他们吃好的、喝好的,否则就得罪下阎王了。
村民们谁家今日要有个头疼感冒或妇女们来个例假什么的,不能去地里干活,还必须得让他们批准。他们如果不批准,就只好挺着病体爬到地里了。否则,就会被叫到大队训斥、扣工分、甚至挨批斗,搅得一家不得安宁。
而在那个时期要想活命只有一种谋生方式:那就是老老实实爬在地里与黄土打交道,不准做生意,不准贩卖各种农副产品或百货、服装商品,或者搞什么小修理、小加工、小工厂私自收费等等,也不准个人家饲养牲畜。一旦抓住,轻者全部没收并戴高纸帽子游街示众;重者则逮捕判刑蹲大狱。
而且就是种地也必须是种集体的地,个人不许私自上山刨小块地,宁可看着村民们饿死,也不准村民们上山刨一小块地种点粮食蔬菜充充饥。因而村民们有其他才能想挣点钱养养家,补贴一下生活,却根本无法施展。
因而那些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甚至有老弱病残人口的家庭就挣扎在贫困饥饿的死亡线上。
有的人家有在外面上班工作的,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法子维持生活就只好辞职回家当农民种地,来养活一家老小。
黄岭村人一听到王计财算盘珠子的响声就惊慌心悸,这样的时刻每年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秋后算账。这秋后算账决定来年一家老小的命运。是最让人焦虑、揪心的了。所以现在人们往往把人与人过不去,伺机报复,形象地称之为“秋后算账。”这都来源于农村年年的那一惊心动魄的时刻。
每年的秋收季节,本应是庄稼人最开心的季节,最兴奋激动的收获季节。他们头顶烈日,汗滴黄土,风里来雨里去,辛勤耕作一年,终于将一粒粒种子培育成硕果累累的金色收成。
他们吞糠咽菜大半年,终于盼到粮食成熟了,可以吃到新粮了。
然而,对于黄岭村的庄稼人来说,面对这金灿灿的粮食却充满了忧虑,而且越接近粮食成熟,他们的心就越揪得紧了。
他们私下常常议论的一句话就是:“咳!轮到咱嘴里还不知有几颗呢!”
庄稼一收完打倒,每家每户的工分计算口粮分配就开始了。也就是决定每家每户来年命运的时刻到了。每家每户每个懂事的人就都开始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王计财公布他们自己家的工分数量和粮食分配的数量。
等到他们获知了自己的“判决”结果,一家人挑着扁担箩筐将那些带壳带皮的粮食挑回家时,小孩子们高兴地活蹦乱跳,手舞足蹈,他们高兴,不用饿肚子了,家里有粮食吃了。
然而大人们却眉头紧锁,郁郁寡欢。因为这点粮食与他们辛苦一年,等待一年,期望的差距太大了,与他们一家人一年糊口的粮食差距太大了;然而,就这点粮食还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要交出去的公粮任务。因而这是黄岭村人第一次听到王计财算盘珠子响声惊悸的时刻。
而第二次算盘珠子响声给黄岭村人的影响就更加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