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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姐·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娜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零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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