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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第三十五节 走出黑暗与寂静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至8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

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幄,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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