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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刘厚的工坊生产的东西多了，什么纸张、书本、水泥、火药、枪炮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人少见甚至从未见过的东西，解释起来老费劲了，于是中年文士干脆以“日用品”代替。省得张仲景追问不休。

本来刘厚也野心勃勃想学曹操屯田的，不过来到成都平原才了解到，这里天府之国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么肥沃的一块土地，早不知道多少代就是有主之物了，人家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种着，你总不好意思抢过来屯田吧。

曹操能搞屯田是因为中原大战不休，百姓不是逃难躲避兵祸就是被屠杀，以至于大量土地被丢荒。曹操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推行屯田制。

刘备顶着仁义之名，就算攻伐益州，也约束部下，绝不会纵容部下有抢掠的情况发生。所以对当地的生产基本上没什么破坏，百姓知道仁义的刘皇叔到来，也没有出现逃难的现象。这也导致了刘厚想找些荒地来屯田都找不到。所以，只能多开工坊，以“工”代“医”（医药费）。

“这个方法确实巧妙，这样一来，不但不愁缺乏药材，连这些流民的粮食也解决了。还不用官府出一分钱。妙，妙，妙。”张仲景抚着胡须道。

当然不须官府掏钱啦，刘厚才不会笨到去实行什么全民医疗免费制度呢。2千年后的神州大地都无法做到全民免费医疗，更何况在这个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三国时代。

何况就算他提出免费医疗计划，他老子刘备会同意吗？人家是枭雄，是要征伐天下的，别说现在没有多余的钱粮，就算有，都拿去招兵买马、制造兵器甲胄去了，哪里顾得上什么狗屁医疗问题。刘厚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向他提出这样不讨喜的计划。

刘厚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实现了医院的自给自足。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对富人适当的提高医药费，大部分资金则来源于这些病患痊愈后的劳动所得。

虽然有部分病患会不治身亡，白白损失掉这部分的劳动力。但是，绝大部分痊愈的病人都会不知不觉中被“超额劳动”了，用刘厚的话说，被榨取了剩余价值。不过一般人不察觉而已。

相反，他们能被救治，早已经千恩万谢了，哪里会计较劳动时间长短问题。更何况，对那些食不果腹的流民，就算不给治病，能有口饭吃都愿意出卖劳动力，所以刘厚这一下，对他们来说着实相当于救苦救难的菩萨了，因此，也没什么人耍赖，被治好的病患都心甘情愿老老实实地去干活抵债。

就这样，张仲景也成功被刘厚派人忽悠回去了。刘厚印象中，三国时期有三个神医，号称“建安三神医”，但是另一个人远没有华佗和张仲景出名，他只记得那人姓董，也不大记得起那人的名字了，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神医”，只好作罢。

其实刘厚并不知道，“建安三神医”另一个神医叫董奉，在后世医学界也是很出名的，后世以“杏林”代表医学界正是来源于此人。

据说董奉医德高尚，他常年为人治病，却不接受别人的报酬。得重病的人，他给治好了，就让病人种植五棵杏树；病情不重的人，他给治好了，就要病人种植一颗杏树。这样十几年以后，杏树就有十多万棵了。这一点倒有点象刘厚那招“以工代医”。

董奉就住在林中一间草房里，待到杏子熟的时候，他对人们说，谁要买杏子，不必告诉我，只要装一盆米倒入我的米仓，便可以装一盆杏子。董奉又把用杏子换来的米，救济贫苦的农民。后来人们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

根据这个传说，人们用“杏林”称颂医生，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杏林满园”或“誉满杏林”等成语来赞扬医生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

刘厚找不到董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董奉还没出生，不过其父亲董晓正是张仲景的弟子之一，这次和张仲景一同入蜀，就读于刘厚的百姓医院……

第八章　百姓医院

第八章百姓医院

“那么晚生想请问神医，这一百来人相对于外面求医之人所占几何？神医夙兴夜寐救治这些人，对于这么多病患能起到多少作用？”中年文士接着问。

“九牛一毛，杯水车薪也。”张仲景愣了一下，无可奈何道。

是啊，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张仲景再厉害，神医也好，医圣也罢，他终究只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一个人能救治多少人？相对于千万个病患来说，能起多大作用？

“不知神医有没有想过如何才能使得生病的人都得到救治呢？

“嗯，这个……”张仲景捻须思考了片刻，接着道：“若天下太平，大小军阀不再征战不休，就不会有那么多流民，没有那么多流民，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疠疫流行。如此一来，病患数量将大大减少，老夫自然就能救治得及。可恨这乱世，可恨那些军阀，弄得民不聊生。”

“呃……”中年文士也被说愣了，他显然没有预料到张仲景会这样回答，明明问他医疗体制问题，他竟然扯到政治问题。还大发一通悲天悯人的感想。

不过张仲景这样说也不算很离题，人们的健康问题不是简单的生物学问题，还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他这番回答表明，他的思想高度已经脱离了纯粹的临床医生范畴，懂得从社会角度去考虑健康问题。这种理念其实很先进，医学界其实是一直到了近现代才确立了这样的理论。

近代中国有两位牛人和他一样在思想上超了脱临床范畴，转而关注社会问题，一位是鲁迅，另一位就是国父孙中山。

鲁迅认为当医生能治疗人们**上的痛苦，却无法治疗思想上的愚昧。于是他弃医从文，试图以自己一支笔改变人们的精神。

国父孙中山认为医术救人，所救有限，世上最大的权力是政治，政治既可以为“大善”，也可以为“大恶”，中国人的苦难均源于“不良之政治”。因此，他决心弃医从政，改“医人”为“医国”。

所以说，英雄所见略同，即使相隔将近2千年，有些思想上的东西还是有共同点的。不过如此一来，中年文士就不好回答了。

想了一会，中年文士道：“此天下大势如此，非一时一刻可以改变，然我家主公和小公子均为仁义之人，曾立志拯救天下万民，想必假以时日，必能解万民于倒悬，使人民安居乐业，不再受着战乱之苦。”

跟着刘备混就是有这个优势，经常可以拿其仁厚之名出来忽悠人。显然这个中年文士也是身在刘备阵营多年，深得刘备厚黑学中“厚”之一味的精髓。

“我家小公子倒是想到个办法，可以救治更多病患。”

“什么办法？就是那个什么医院？”

“没错，就是医院。”

“哼，那什么劳什子医院，还不是为达官贵人服务，与平民百姓何干！”张仲景怒到。

“呵呵，神医请息怒，我家公子这医院可不同于以往的太医院。非专为皇室效力。小公子曾有言‘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这个医院叫‘百姓医院’，是对广大老百姓开放的。”中年文士见张仲景发怒，赶紧解释道。

刘厚曾经想起名叫“人民医院”，虽然“人民”一词虽古而有之，如《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如《周礼？？官记？？大司徒》：“掌建邦之生地之图，舆其人民之数”，但毕竟不常用。

反而说起“百姓”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反正这两个词意思也差不多，于是刘厚大笔一挥，起名为“百姓医院”。

“喔？还有这等事？”张仲景一听这话，马上动容了，尤其是“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可谓说道他心坎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