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了书柜门,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倒扣的相框,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相框里是我和赵星几年前的合照,我们面向镜头,笑起来的弧度简直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的照片,开始想念他这个人了,倒也不委屈自己,直接用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赵星问我:“到单位了?”
“到了,”我坐在办公椅上,转了一个圈,“刚翻到了和你的那张合照。”
“去扬州的?”
“嗯。”
“等过段时间休假,我们再一起去那边玩玩吧。”
“好,可以去搓澡。”
“我记得你很喜欢‘水包皮’。”
“麻辣小龙虾也不错。”
“可以去高旻寺。”
“那边总是很灵验。”
我们聊了一会儿旅游的事,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不得不中止了对话,起身打开了房门。
门外是我的白师兄,他进门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小王调走了”,第二句话则是“你要不出国交流一年”。
我知道他一直拿我当弟弟,才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这么两句话,他担忧我的情感状况,也担忧我的前途事业。
正常人应该听他隐晦的建议,离赵星远一点,离研究院的是非远一点。
可惜,我不是什么正常人。
我既不想离开赵星,也不想什么都不要,就这么灰溜溜地躲到国外。
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很多,白师兄勉强也算一个,他能看出来我进去的背后有黎院长的推波助澜,自然担忧我会再次成为黎院长的棋子,被卷进更深的漩涡里。
我想了想,说:“我还要做最年轻的院士呢。”
白师兄硬生生被我气笑了,他说:“老师给你画的大饼,你倒是也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转了一圈手里的笔,“人总是要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崔明朗,你什么时候信这玩意儿了?”
“和我老公学习到的,永远乐观,永远积极向上。”
“你老公和这两个词没有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