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叫我先试做他的助手。我原来毕竟是“731”少年队员,掌握医学基础知识,消毒、注射、发药等实际操作都干得很出色。八路军第八后勤部约有二千名士兵,象我这样懂医学知识的卫生兵还找不出来。
不久,雷震就喜欢我了,不管诊察、手术,还是治疗,都带着我。
我很敏感地意识到,跟着雷震可以保证生命安全,我干得更卖力了。他叫我“小鬼”。日本军队确是鬼,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鬼”是蔑称。但雷震用它却是亲切的意思。
日本军队败退后,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万端,国府军北上占领了华北地区。在重庆的蒋—毛会谈上议定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并决定改编国府军和中共军队(八路军),统编成国军。就在谈判期间国府军进攻满洲,占领了满洲全境。
国府军队在满洲搞“强盗作战”,杀戮、掠夺满洲的百姓,为了拯救他们,土共军队也北上了。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全面展开。从前线连日送来许多伤兵,其中很多人在转移途中伤口都已腐烂生蛆。
雷震对伤员的判断和识别非常迅速,他判断为“没希望”的重伤员,就进行碘仿静脉注射,让他们安静地死去。他判别为“抢救”的伤员,就施行简单粗糙的治疗。
那时没有麻醉yao,让伤员喝下烧酒后便断然进行截肢或取弹头手术。在这里主要是抢救生命,至于伤员以后的生活能力就来不及考虑了。
身体绑在手术台上,进行开刀手术,伤员痛得大声哭叫。雷震听了一点不动声色。其实,表面上冷漠、无情的雷震,内心对伤员充满了感情。
做完手术缝合伤口时,只能涂上一些军马用的碘酒。靠这种简单粗糙的治疗,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当雷震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由我代理手术,手术后伤员恢复得也不错。于是,大家对“小鬼”便刮目相看了。我也享受了军医待遇,并给我配备了一位年少的警卫员。不久,语言也渐渐能听懂了。在“731”里曾学过北京话汉语的基础课,但是八路军几乎都说山东口音的中国语。掌握了语言后,我的地位更加稳定,成了雷震的得力助手。
第四节
八路军的特点是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显著。上层军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下级士兵不少人却是文盲。但他们军纪严明,服从命令。中共的军队为民族独立而战,只有他们的军队才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对百姓彬彬有礼,沙场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战术神出鬼没。
当时的八路军装备精良,停战前不久,他们缴获了关东军的大批武器,战马、军车、粮食,数量很多。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我突然发烧。连续几天,高烧四十多度,我神志昏迷、情形很危险。但是,没有药可吃。
雷震给我作了检查后,双眉紧蹙。第二天早晨,突然跨上战马,不知上那儿去了。我失去雷震的照料,出现了脱水症状,生命垂危。三天后,雷震突然回来了,一到驻地,立即对我进行大剂量注射。注射的效果十分显著,眼看烧退了,病情轻多了。
为了救我,雷震离开部队好几天,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奔走,找来了有效的抗菌药。
雷震离队期间,有几个伤员死了。我这条命是几个八路军伤兵的牺牲换来的。
在我痊愈时,国府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八路军不得不撤退。隨着战局的恶化,第八后勤部也撤到了国境线上的安东。隔着一条鸭绿江,安东对面就是新义州,即朝鲜。如果去新义州,就可以想办法到釜山。队友们的脸庞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心,飞向日本。
国府军很快追踪而来,安东城内展开了巷战,伤员骤增,医务班忙得招架不住。安东侨住着许多日本人,其中有日本医生和护士。第八后勤部很快“征用”了这些医务人员。
八路军英勇奋战,击退了国府军。后来,八路军贴出布告:将遣返日本人中的病员回国,要日本病员报名。这时候,我也要求回国。
第二十一章 未遂的馒头
第一节
最终踏上回日本的轮船甲板,是在昭和二十三年三月底。
森永终于把离开“731”至回国的那段经历说完了。
“您知道雷震有妹妹吗?”栋居想起最初在薮下的医院里查明杨君里身分的时候,曾听说她有个哥哥是八路军军医。雷震不也姓杨吗?
“雷震从来不提他的身世,也没听他说有妹妹,妹妹怎么啦?”森永反问道。
栋居把杨君里的有关情况粗略地介绍了一遍。
“女马鲁他我只见过一次,还带着婴儿哪!”
“什么时候看到的?”
“我记得是昭和十九年六月末。我想晒一下太阳,刚爬上口字楼屋顶,就听到院子里传来铁链拖曳在地上的响声,循声朝院子一望——马鲁他正戴着锁链进行活动。他们每跨一步就发出嚓啦、嚓啦的响声。其中有一个女马鲁他,带着一个刚满周岁、趔趄学步的小孩。其他马鲁他都戴着手铐,只有这个女马鲁他手脚自由,她搀着孩子的手正在散步。见此情景,一种冲动感驱使我想把口袋里的太妃糖扔下去。那个女马鲁他长得娇小玲珑,皮肤洁白。直到今天,他们母子俩的身姿还常常在我眼前出现。”
昭和十九年六月,杨君里没有分娩,这无疑是其他女马鲁他。杨君里的孩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