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在中国风味众多的地域文化小说中,京味小说可称得上是特色最著、成就最高者之一。20年代末期,著名作家老舍就以其风格独特、意蕴深沉的北京地方风俗画描摹,幵创了北京作家以浓郁北京文化特色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京昧小说创作传统,并使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发展在这里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新时期以来,邪友梅、陈建功等京籍作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的创作成就虽然尚末达到老舍所达到的高度,但他們在创作数量与所反映的生活面,以及创作个性与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上,都超越了老舍时代。由之,京味小说已从个体作家创作发展成为一个风格相近而又各具个性的创作群体,成果丰硕又颇具声势。
叶广芩就是这个群体中颇具实力的一位。她虽然身居西安,但笔触却多是落在北京文化与北京人生活的描摹上,她始终是以一个浸着浓郁北京文化的北京人的心态和立场来体察生活的。尤其是她近年来的创作,多取材于与她个人家世与情感有深厚渊源的满族贵族后裔生活。它们不但以其题材的独特性,填补和丰富了京味小说的创作内涵,而且,更因作者强烈的主观投射特征,呈现出一种与惯常京味小说的展示与揭露所不同的文化情感特色,这些作品在客观上塑造着一种文化与生活的独特心史。
满族贵族后裔们的生活和文化背景都是颇具特色的。自从17世纪满族旗人进入北京,他们就与北京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们的組犷螵悍的民族个性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而逐渐消融,他们的民族风习也与原北京人生活风习相互交?!:,并构成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满清的政治、文化政策仍然使满族北京人留下了一些自己的独特文化、生活特色,而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满族贵族及其后裔们的身上。现实生活的骄奢与腐傲,王朝统治的衰朽与没落,都给这些贵族及其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中国悠久传统文化进入没落期后所弥漫的典雅与陈腐气息也同样渗透在他们身上。
叶广芩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大家庭,或者说,她本人就是一个满族贵族的后裔。尽管由于年龄的原因,她未能亲历这一家庭由盛至衰的全过程,也没有过深地被她的生身文化所熏染,但这一生活和文化对她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她长大后所遭遇的复杂时代变幻中,她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家庭变故、亲人们的生活遭际及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都不断强化着她对自己的家庭和文化的感触与体悟。成年以后,叶广芩有机会走出北京,进入另一文化氛围的西安生活,并曾去异国游历。置身其中的困惑,跳出之后的旁观,理性的思索,冷峻的审视,与心的牵连、女性细腻的依恋和感悟,都交织在叶广芩的思想情感世界中。这使她的文学触角很自然地要伸向自己的记紀与自己的心灵。
所以,在叶广苓创作的初期,也许是感应于时代京味文学对于下层市民生活的关注,她也曾创作过《套儿》、《藤萝架下》等描摹北京普通市民生态的作品,并且其中的北京生活的民俗化、口语化特征都体现得相当“正宗”,坦显然,这些并非是她的心灵感触所在。只有进入90年代,她将她所熟稔于心又深有体悟的满族贵族后裔生活图画纳入她的创作世界,在这些有着她心的渗透的人物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她才找到自己创作的真正位置,显示出她的独特价值。
人物离不幵一定的环境,而这些环境既体现出人物个性又透射出形成人物个性的原因。叶广芩展示了众多满族贵族后裔们的生活状况,更挖掘了这些生活背后的现实与文化环境一一通过这些展示与疙掘,叶广苓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态度。
《瘦尽灯花又一宵》就描述了这样的生活和环境。作品中的生活成习固然有其独特性,但其封闭、禁掘与扼杀人性的冷酷、专制,更引人注目。那个主人公所恐惧的老王府,既可视作没落贵族生活的缩影式图画,更是对正常人进行导化和戕害的残酷摇篮。作品中逃出王府而大有作为的宝力格与碌碌无为的世家子弟老四形成鲜明对比,表达出作者对于那种生活与文化的厌弃。《风也萧萧》与《雨也潇潇》姊妹篇也表达同样的感情。作品中的父亲与其妻子、儿子共同构成着家族专制权威,对家庭的反抗者施以永远的无情惩拒,酿成一个悖逆人性的悲剧。作者的爱憎通过对反抗者舜镅儿女们自强自立的褒扬与对家族兄弟们骨肉相残、声色犬马的厌弃得到明确的表示。此外,《黄连厚朴》也对惠生所代表的家族文化作了揭示,并在这种文化与其孳生物龚晓默的卑劣自私之间找到了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三四十年代的家族小说如《家》、《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它们的文化批判精神有着强烈的一致性。确实,在理性高度上,叶广;与现代民主主义作家们有一碌相承处,都体现出一种旧文化阵营的叛离者的冷峻与批判。这种以理性为主体的文化审视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叶广芩创作的文化态度,构成她所营建的文化心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然而,如果叶广芩的文化心史塑造仅仅局限于此,那么,它显然见不出多少新意。事实上,正是因为叶广答展示了她文化心史的另一面,即与她的文化审视与批判同时表现出的与之不可分割的悖反性情感依恋与认同感,才因其真叨深刻而显示出独特价值。
肝广芩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这个“我”,无论在年龄、身份,还是在思想、经历上都与作者极其吻合,作品中“我”的思想情感显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真实内心,是作者心灵的一沖折射。
正如作者叶广芩一样,“我”与贵族后裔主人公们的生活与文化有着斩不断割不绝的亲緣与情感联系。虽然她曾庆幸:“我的头发没有被收进那华贵的楠木匣中,这使我免去了不少纠葛与灾难!”(《本是同根生》)并多少表现出一种置身事外的努力与企图,但正像她事实上一直不得不身在局中一样,她的情感与思想也必然受到她的文化与生活的纠结。如果说“我”在审视亲人们的生活和文化环境时明确表示了厌弃和批判的话,那么,在针对具体的人与事,“我”则往往陷入恨与爱的交织,批判与同情、拒斥与依恋相并存的情感悖论中,甚至,往往后者还战胜了前者。
这沖情感矛盾最典型地麵在“我”审视那些贵族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劢即叶广苓数部作品的主入公的时候。像前所述及的《风也萧萧》,尽管“我”对于贵族后裔亲长们的无情冷酷表示了批判与不满,但其中亦不无对他们的同情与谅解;甚至对戕害人性、充满恐怖与阴暗的老王府里的人们,“我”于感叹其没落之余亦有几分亲情的眷恋《瘦尽灯花又一宵》。
舜铨是叶广芩的几部作品中都曾细致描绘过的人物。在满族贵族文化熏染中长大的舜铨,将这一没落文化的儒雅高洁与懦弱无能充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言行做派5俨然那一文化的现代残余的化身。对于舜铨的无所作为“我”不乏概叹,但“我”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建立在同情和眷恋基础上的认同和激赏。对他的儒雅脱彳谷之气,“我”于蕴含亲情的关注中表示骄傲与崇敬,对他的傲岸与骨气,“我”更是充满理解与仰慕〔《祖坟》对于舜挂,“我”的态度显然是肯定多于否定,认同胜于批判。
与这种批判时常陷于犹疑与矛盾相对应的,是“我”对与贵族文化相对立的市民生活与文化的明确而一致的鄙弃与否定。在叶广芩的系列作品中,后者常常被作为前者的陪衬物和对应物而存在,比如《祖坟》与《本是同根生》中丽英、青青及其亲属的小市民气息正反衬出舜佳的高岸脱俗,李福根唯钱是图的行径更在舜锭的严词相拒和爱国捐献义举面前尽显卑琐和庸俗。“我”的文化取向是鲜明的。
音曰生活的眷倾,血脉亲情的连系,以及文化上割不断斩不绝的渊源,使叶广芩常难以在理智与情感以及不同的情感间找到明确的抉择与出路,“我”的形象的出现正可视作作者内心世界的一个沖泄口。显然,叶广5所陷入的,远不是一种个人性的情感困境,而是一种文化的无可逃避的魅力之惑。她的两难与自我对立,正显示出文化对人的无所不在的影晌力和一个人试图摆脱它的艰难。
《风也萧萧》中的舜镅是这种艰难困境的形象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叶广芩矛盾心态的自況。舜镅是满族贵族家庭中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叛逆者。她在青年时代为了爱情毅然背弃了她的贵族大家庭,并至死都没有与之和解,这无疑表现出她的决绝与果敢。但是,在她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却常在为对那种文化的背弃而痛苦、悔根,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回家”的强烈愿望,乃至为这一愿望的不能实现而郁郁终生。而且,虽然她巳经在生活和身份上脱离了她的贵族家庭,但她仍始终恪守着贵族家庭中的礼节规矩并以之训教子女,企盼自己的子女能够成为贵族文化的承继者。舜镅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却又最终成为自我文化的牺牲者,由这个形象我扪可以体察出文化之根于人心灵束缚的顽强与无所不在,也可窥出几分作者的内心情愫。
叶广芩的文化心史,就是这样鲜明真切又充满着悖论与裂隙。从思想史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对它进行评评点点,但从文学史意义上,却凸现出它真实而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作者的蕴含自感自疑的委婉心曲,伴以女性视角的对生活的独特、细腻的观察,在作者温婉的、徐缓有致的笔触下缓缓流出,不但显示出主客观世界真实的融合与统一,更显示出一种温婉又不失凝重的美学特征,具有丰厚的美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