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精神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
我在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征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耷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像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CC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辩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妞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像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个旮旯,那种老式的TDK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吗?”
“随便问问。”
“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
“没有。”
“噢,”他颔首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大在墙上,像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发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眼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来。他看见黑糊糊的一团,骗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你在这儿干吗?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吗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回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待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待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殷殷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
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